18世纪，伟大钟表匠的世纪（第九部分）
作者：Silvio Pereira
这篇关于18世纪制表史的长篇文章已来到第九部分，也是倒数第二部分。18世纪被誉为“伟大钟表匠的世纪”，本篇推出的是两个章节中的第一章，几乎完全献给一位被公认为“大师中的大师”的人物：Abraham-Louis Breguet。尽管他从同时代的其他钟表匠——如Lepine和Arnold等人——那里汲取灵感，Breguet却拥有将这些构想加以完善、赋予其独特个性的天赋，使之几乎成为他本人独有的创造。著名的例子包括“宝玑游丝”、陀飞轮、“宝玑指针与宝玑数字”以及“自动上链系统”等。在本部分的结尾，我们将引入对“认购表”这一复杂主题的分析：认购表虽非Breguet所发明，却由他出色地加以发展和运用。
祝阅读愉快！
法国大革命 1789年—1799年：
在自由主义与激进思想的激励下，法国大革命深刻改变了近代历史的进程，加速了神权政治与君主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为共和制与民主制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法国大革命被历史学家普遍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至今仍是深入研究与讨论的对象。
大革命的起因错综复杂、多元交织。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法国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并试图通过不得人心的税收方案恢复稳定。变革的诉求在启蒙思想的观照下得到表达，最终促成了1789年5月“三级会议”（États-Généraux）的召开。
大革命的第一年以第三等级代表登上权力舞台以及7月极具象征意义的攻占巴士底狱为标志。这一关键转折点象征着革命的激情和旧制度的崩溃。
法国大革命第一阶段的核心事件，是1789年8月废除封建制度以及“旧制度”（Ancien Régime）残存的特权与规章。此后数年，各个自由派议会与顽固阻挠重大改革的君主制保守派之间，政治斗争异常激烈。
1792年9月，法国在瓦尔密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由法律出身的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掌控的救国委员会与雅各宾派实行了恐怖统治（1793年—1794年）。在这一黑暗时期，发生了多起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其中包括1793年1月处决Louis XVI以及同年10月处决Marie Antoinette。
据档案记载，至少有16,594人在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后，被送上断头台或以其他方式处决。这段极端暴力的时期在大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反映出革命理想的动荡与激进化。
近代世界在法国大革命的持久影响下发展起来，此后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将其视为不可或缺的先驱。其标志性的口号与文化象征，如《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和“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成为近代史上其他重大变革的号角，其中包括一个多世纪后的俄国革命。
督政府因腐败指控而风雨飘摇，于1799年在Napoléon Bonaparte领导的政变中垮台，这一事件被普遍视为革命时期的终结。凭借一系列军事胜利成为革命英雄的Napoléon，建立了“执政府”，随后又建立“第一帝国”，为一系列被称为拿破仑战争的全球性冲突拉开了序幕。
Napoléon的崛起及其帝国的扩张开启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体现了法国大革命最初所宣扬理想的延续与嬗变。
法国共和历（或称革命历）（calendrier républicain (révolutionnaire) français）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创立并推行的一套历法，反映了社会的根本性变革。这一历法由法国政府使用了约12年，从1793年末至1805年，1871年巴黎公社也曾短暂使用过18天。
这套革命历法旨在清除历法中一切宗教和君主制的影响，是在法国推行十进制这一更大尝试的组成部分。这项改革不仅涉及历法，还包括一天的十进制时间、货币换算以及公制的采用。纪年也被重新定义，1792年被定为共和元年，象征着一个理性与世俗新时代的开端。
这一创新体现了法国大革命力图与过去决裂、建立以理性与平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的精神。尽管共和历最终被废弃，它依然是革命者试图重塑社会与政治生活方方面面这一雄心的迷人见证。
1788年，Claude Boniface Collignon提出了对一天进行彻底重构的方案：把一天分为10小时，即1,000分钟，每个新小时分为100分钟，每个新分钟分为1,000秒，每个新秒再分为1,000个“三分之一秒”（源自拉丁语“tertius”）。法国大革命期间，这种十进制时间的一个变体被正式引入。1792年11月5日，Jean-Charles de Borda提出了十进制时间的方案；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颁布了实施该方案的法令。
尽管当时制造出了同时显示标准时间（1至24刻度）与十进制时间（1至10刻度）的钟表和表盘，十进制计时体系却始终未能普及。它自共和三年伊始，即1794年9月22日起被正式使用，但其强制使用在公历1795年4月7日（共和三年芽月18日[1]）被暂停，暂停依据正是引入最初公制的同一项法律。
除十进制时间外，表盘上还融入了革命运动的标志性符号，如三色旗、弗里吉亚帽[2]、天平，以及“ça ira”（“一切都会好起来”）等格言。这些钟表不仅仅是计时工具，更是政治宣言，表达了对新共和体制和革命理想的支持。
Jean-François De Belle 巴黎 1793年
这枚精美的鎏金黄铜怀表采用全夹板表壳，搭载一枚直径49毫米、从表盘一侧上链的打簧机芯，配以机轴擒纵机构和三臂扁平摆轮。其精致之处还体现在钢制游丝和镀银快慢调校盘上，后者以精准著称。小巧的摆轮夹板饰有精细的几何图案，而钢制上轴承则为整体增添了坚固与气度。
前夹板边缘饰有令人联想到古典柱式的几何图形，这些细节平添了一份精致典雅。后夹板上优雅地镌刻着“De Belle Paris”字样，见证了这枚怀表的出处与工艺品质。白色珐琅铜表盘配有醒目的阿拉伯数字，署名“De Belle À Paris”，并由12点位置的一枚螺丝精准固定。
尽管整体呈现出美学上的和谐，但Lépine风格的指针虽然优雅，却可被视为与整体略显不协调的选择，使这枚怀表在风格统一上显出一丝反差。
Jean-François De Belle在巴黎中心的圣奥诺雷街（Rue Saint-Honoré）开业，很快便声名鹊起，跻身当时最杰出的钟表匠之列，并屡屡出现在同时代的年鉴中。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年代，他凭借卓著的声誉进入一个评审委员会，负责评估将钟表在机械上改造以适应1793年11月24日启用的新十进制体系这一复杂课题。
该委员会由Jean-Baptiste Lepaute担任主席，成员包括Ferdinand Berthoud、Antide Janvier、Jean-Antoine Lépine、Claude Mathieu，以及杰出的物理学家Jacques-Alexandre Charles和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Joseph-Louis Lagrange等知名人士。经过审慎讨论，委员会于1795年12月4日否决了全部提案。将钟表精密机构改造以适应新十进制体系所面临的技术困难，以及其他国家使用恒星时所带来的商业挑战，最终导致十进制时间计划于1795年4月7日终止。
这段插曲不仅说明了那个根本变革时期所面临的技术与思想挑战，也凸显了法国大革命对当时时间标准与技术标准演变的深远影响。
Jean-Pierre Gregson 伦敦／巴黎 No. 5003 1793年
这枚怀表采用玫瑰金与鎏金黄铜的执政府风格表壳，从表盘一侧上链，搭载全夹板均力圆锥轮（fusée）机芯，表壳直径38.5毫米。圆形栏杆式立柱支撑着一枚雕刻精湛的法式双脚摆轮夹板，原有的法式钢制上轴承已被英式红宝石盖石取代。后夹板上刻有醒目的“Gregson A Paris No. 5003”字样。
这枚怀表原本配备机轴（verge）擒纵机构，后来被改装为英式杠杆擒纵机构。摆轮以抛光钢精心制成。珐琅黄铜表盘遵循Lépine工坊的传统，以红色阿拉伯数字表示小时、黑色阿拉伯数字表示分钟，别具一格。后期风格的金质“甲虫与火钩”指针，为这件作品的精致美感锦上添花。
表壳边缘以黄金华丽装饰，后盖则饰有三色金的水果与叶片贴花，赋予其格外优雅的视觉魅力。
这枚怀表在伦敦制造，后又在当地改装，和谐地融合了法式与英式设计元素。体现在分离式杠杆擒纵机构上的英国工程精度，为其原本的法式工艺增添了一层精致。这件作品堪称欧洲制表传统与对技术和美学卓越不懈追求的完美结合。
出生于伦敦的Jean-Pierre Gregson于1776年在巴黎获封国王御用钟表匠，并定居于久负盛名的太子妃街（Rue Dauphine）。他以“Gregson Horloger du Roy à Paris”这一荣誉头衔，深受Lépine著名作品的影响，并作为率先在作品中采用Lépine机芯的先驱之一而脱颖而出。
1787年，他创办了一家颇负盛名的盲文表工坊，显示出对复杂擒纵机构和创新设计的特别兴趣。Gregson常在其优雅的怀表中使用工字轮擒纵或杠杆擒纵，而“狼牙”[3]系统则是他许多作品的鲜明特征。
他的代表性设计包括配备杠杆擒纵的珐琅金表，以及可见摆轮和中央秒针的型号，展现了他的技术功力与精致审美。Gregson还以配备天文台擒纵机构的怀表而闻名，体现出他对精准与创新始终如一的追求。
Jean-Pierre Gregson将精湛技艺与前卫的设计理念融入其精致怀表之中，为他那个时代的制表业留下了持久的遗产。
1790年，在法国大革命最初几年的动荡之后，Jean-Pierre Gregson回到故乡伦敦，并在署名中去掉了“Horloger du Roy”头衔，转而偶尔署名“Horloger à Paris”。在伦敦充满活力的氛围中，他以“Gregson London”这一简洁的名字开设了新工坊，继续以精致的法式风格钟表巩固自己的声誉。
Gregson在作品中完整保留了法式编号体系，并沿用“Gregson à Paris”这一过渡性署名，见证了他与这座时尚与设计之都的持续联系。1800年至1815年间，他曾与一位名叫Jefferson的杰出同行短期合作，留下了“Gregson & Jefferson, London”这一优雅的联合署名。
Abraham-Louis Breguet 1747年1月10日—1823年9月17日
Breguet出生于瑞士纳沙泰尔，父亲是Jonas-Louis Breguet，母亲是Suzanne-Marguerite Bollein。他自幼便以天资和聪慧令师傅惊讶。为了继续深造，他在巴黎著名的马萨林学院（Collège Mazarin）修读数学夜校，师从Abbé Marie（马里神父）；后者也成为这位年轻钟表匠的朋友和导师。
1775年，学业完成后的Breguet获准成婚。他与新婚妻子Cécile Marie-Louise L'Huillier在巴黎西岱岛上当时颇为显赫的地址“51 Quai de l'Horloge”（钟楼河岸51号）安家，并开设了Breguet钟表工坊。遗憾的是，由于街道门牌重新编排，这个门牌号如今已不复存在。
随着声望日隆，Breguet与同样出身纳沙泰尔的革命领袖Jean-Paul Marat结为好友。
Breguet发明并完善了多项创新机构，包括陀飞轮的最终完善、宝玑式外端曲线游丝（overcoil，一种末端抬高的游丝改良，最初由John Arnold发明），并改进了自动上链机构。不到十年间，Breguet便赢得了法国贵族世家的推崇，其中包括王后Marie Antoinette。
不幸的是，他的妻子于1780年去世。
Breguet结识了Abraham-Louis Perrelet，有人认为后者是自动上链机构的最初发明者；不过，现代通常将这一发明归功于比利时人Hubert Sarton，他于1778年12月16日向巴黎皇家科学院提交了设计图。Breguet后来改进了这一机构，并将其命名为“perpetuelle”。
1784年，Breguet获得制表大师资格。1787年至1791年间，他与Xavier Gide及其兄弟有过短暂的合伙经营。1792年，奥尔良公爵访问英国，结识了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钟表匠John Arnold。公爵向Arnold展示了一枚Breguet制作的钟表，令其深受震撼。
Arnold随即前往巴黎，请求Breguet收他的儿子为学徒。这次会面不仅标志着Breguet作为一代宗师得到认可，也标志着当时制表界两位巨匠在思想与创新上的交融。
Jacques-Louis David，《The death of Marat》（马拉之死），1793年，比利时皇家美术博物馆（Royal Museums of Fine Art of Belgium），布鲁塞尔
1793年，Jean-Paul Marat得知Breguet被判处断头台之刑，原因可能是他与Abbé Marie的友谊，或是他与王室的关联。为报答Breguet昔日的救命之恩，Marat为他安排了一份通行证，使Breguet得以在1793年8月12日逃往瑞士，之后又前往英国。同年7月13日，Marat在自己家中的浴缸里被来自卡昂的Charlotte Corday刺杀。临终前，他向妻子呼喊：“Aidez-moi, ma chère amie!”（“救救我，我亲爱的朋友！”）
Breguet的瑞士之行包括短暂造访费尔奈和日内瓦，以及在纳沙泰尔和力洛克地区的长期逗留。此后，他在伦敦停留了一段时间，为国王George III效力。
Breguet工坊所用各类机芯布局的黄铜模板。摘自Antiquorum，日内瓦，Hotel Des Bergues，1996年10月12日，拍品：317
1795年4月20日，Breguet趁法国政局趋于稳定之机返回巴黎。他带回了一系列创新构想，例如改进了“Montre à Souscription”的概念。约1807年，Breguet让儿子Louis-Antoine（生于1776年）加入家族生意，公司随即以“Breguet et Fils”之名著称。Breguet曾把儿子送到伦敦，师从著名天文台表制造商John Arnold。两位制表大师之间的友谊与相互尊重如此深厚，以至于Arnold也投桃报李，把儿子John Roger送到Breguet门下学艺。
Breguet共生产了三个系列的钟表，最高编号达到5120。据此估计，在Breguet有生之年，公司共制作了约17,000件作品。鉴于如此庞大的产量，并非所有作品都完全由自家制造或完成也就不难理解。许多较简单的钟表以及部分较复杂的钟表是以成品形式采购的，这反映了当时的市场需求和钟表生产的复杂程度。
IWM，拉绍德封。约1790年—1840年典型的Breguet表壳。
凭借对细节的一丝不苟和对创新的不懈追求，每一件Breguet作品在设计上都独一无二。他的作品迅速吸引了富有而显赫的客户群，其中包括Louis XVI与王后Marie Antoinette、Louis XVIII、英国国王George IV、Napoléon Bonaparte、俄国沙皇Alexander I、威尔士亲王、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以及第一代威灵顿公爵。
在被引荐入宫、其技艺得到广泛认可之后，王后Marie Antoinette对Breguet非凡的自动上链表表现出极大的迷恋，并促使法国国王Louis XVI购入了数件作品。
职业生涯初期，Abraham-Louis Breguet主要使用Jean-Antoine Lépine的优秀机芯，并对其进行巧妙改造。后来，他开发了自己的机芯，使其作品的声望更上一层楼。他的钟表与天文台表被公认为当时最美丽、技术最先进的作品之一。
生意持续兴旺。1823年Abraham-Louis Breguet去世后，其子Louis-Antoine肩负起传承家族事业的重任，延续了其在制表艺术上卓越与创新的声誉。
Breguet的编号体系（据A. Chapiro资料修改补充）
自1775年开始独立执业起，Breguet主要使用由Lépine工坊或日内瓦著名毛坯机芯制造商Gedeon Decombaz工厂供应的预制机芯和钟表。这些机芯往往与Lépine的机芯同源，经过精心调校后刻上“Breguet à Paris”标记，且通常不编号。
1784年获得制表大师资格、并赢得日益显赫的客户之后，Breguet建立了一套编号体系，用以记录钟表的具体制造细节和销售日期。
一些1784年以前制作、未编号的早期钟表，曾以不同的完工阶段保存下来。它们后来被完成，并于1790年后售出，同时获得相应的生产编号。这类早期制作、后来才编号的作品包括第12号、第149号、第149bis号和第242号。这种做法不仅使文本条理清晰，还运用了精致的语言来传达准确而优雅的信息。
Thomas Tompion最早建立了编号体系，George Graham在英国延续了这一做法。在法国，Julien LeRoy率先采用连续编号体系，Ferdinand Berthoud和Lépine随后跟进。而Breguet则先后采用了多套编号体系，这使其钟表的鉴定与断代变得相当复杂。原因在于，有些编号被重复使用，或从未分配给任何具体的钟表；此外，不同类型的钟表（如认购表型号）之间还存在编号序列的重叠。
有一张表格详细列出了Breguet生产过程中的各套编号体系及其大致使用年代。至于Breguet在瑞士期间（1793年8月至1795年4月）是否使用过不同的体系，并无记录可查。此外，Breguet工坊以外生产的钟表（Etablissement Mixte de Breguet）的编号体系并未列入该表。这最后一套编号体系与第三系列并行使用，自1806年（第1号）沿用至1832年（第2421号）。
编号上的这种复杂性，反映了Breguet的遗产随时间推移而精心演进与扩展的过程，也记录了其非凡作品背后错综复杂的历史。
必须指出的是，并无任何生产编号超过6000的Breguet钟表的记录。因此，凡署有“Breguet”且编号超过5500的钟表，均应视为赝品。尤其是在19世纪，常在瑞士制造并署名“Breguet à Paris”的赝品，所用编号都超过5500。
以下介绍几件能够说明Breguet技术演进的作品。
这一版本在保持信息清晰的同时，运用了更为精炼、准确的语言，传达了关于赝品的警示，并引出Breguet钟表的代表性实例。
Abraham-Louis Breguet 巴黎 1785年
用于全夹板刻钟问表机芯（直径47.5毫米）的黄铜机芯样板，两面均刻有齿轮位置，并钻有齿轴孔（左为机芯正面，右为机芯背面）。每个齿轮上都压印着齿数。采用“à toc”式刻钟报时系统，配备14齿钢制工字轮擒纵机构。
尽管Breguet的许多早期机芯是由市售毛坯机芯（ébauches）改造而来，但这枚机芯样板的存在表明，Breguet也在内部自行开发毛坯机芯。这使他在机芯的设计与优化上拥有最大的自由，极大地推动了Breguet令人瞩目的技术发展。
参考文献：Daniels G.，The Art of Breguet，Sotheby Parke Bernet，伦敦，1974年，P.142，Pic. 73 ad，No. 233 3/88，第一系列，1788年。
Abraham-Louis Breguet 巴黎 No. 165 1790年
这枚怀表的表壳以黄金和鎏金黄铜精心打造，内置一枚从表盘一侧上链、直径达49毫米的全夹板机芯。三臂黄铜摆轮搭配钢制“四工字轮”擒纵机构，遵循精致的英式样式。
这件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后夹板固定在圆形立柱上，这是航海天文钟和高档怀表中常见的做法。摆轮夹板上镶有一颗蓝宝石，而擒纵轮则单独安装，并不位于两块夹板之间。这个被称为“potence”的内部夹板，由坚固的钢制结构覆盖。
后夹板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精细地镌刻着“Breguet A PARIS”字样以及属于第二生产系列的编号165。“A PARIS”这一附加字样是1795年以前制造的Breguet钟表的特征，为这件非凡作品增添了真实性与历史感。
表盘是艺术与工程的杰作，以珐琅铜制成，上链孔配有钢制护圈。“宝玑式”阿拉伯数字赋予它永恒的优雅，刻度则以独特的符号标示：每五分钟以“百合花”（Fleur de Lys）标记，分钟以星形标记，这些图案为1793年以前的Breguet表盘所独有。
这枚表盘不仅功能出众，更是一件以古老的“Breguet”字体署名的艺术品；这种字体在1795年以后便很少使用，因而赋予Breguet的签名一种独特的真实性。
指针为扁平的“宝玑指针”，以第一类蓝钢巧妙制成，其精准与美观的设计同样出众。
这种罕见的签名风格在表盘上可见两种变体，区别在于字母“r”的独特写法。第165号表与同属第二系列的第17号和第148号使用相同版本的签名。早期带分数的编号方式约在1788年逐渐被弃用；采用与第165号相似编号方式的第112号可追溯至1789年。这类机芯似乎源自Breguet与Xavier Gide合作期间所用的“品质较低”的市售机芯。它是这一类型现存约五件作品之一，也是其中最古老、且唯一一件已知的无复杂功能“montre simple”（简约表）。
这枚机芯的打磨工艺明显优于迄今发现的同时期所有其他法式简约机芯。其精致与精准程度，与Xavier Gide对Breguet工作的描述相吻合。Gide认为Breguet的工作节奏过于缓慢，因为Breguet对Gide认为多余的细节倾注了一丝不苟的心力；Gide则更倾向于以稍低的品质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在职业伦理与工作理念上的根本分歧，最终导致两人的合作于1791年过早结束。
大量证据表明，Breguet在其部分早期作品中使用了英式钢制工字轮擒纵机构，例如1785年制作的No. 128 5/85。在1790年和1791年频繁造访伦敦期间，Breguet一边设法促成重要的交易，一边借机为自己的多件钟表镶嵌宝石轴承，例如蓝宝石。这枚机芯很可能就是当时被带到英国镶嵌宝石的作品之一。那时，宝石镶嵌工艺在法国钟表匠中尚不发达，最好的宝石轴承由英国专家供应。后来，Breguet改进了工字轮擒纵机构[4]，采用梯形擒纵叉瓦，使之适用于他自己的红宝石工字轮系统。
英国的影响：
在No. 165上，英式摆轮夹板、英式钢制工字轮擒纵机构以及以螺丝固定的后夹板，反映了Abraham-Louis Breguet与伦敦的John Arnold等英国钟表匠之间的密切交流。Breguet工坊生产的许多早期钟表都体现出英国制表业的深刻影响。Breguet曾多次造访伦敦，始于1785年，之后又于1790年和1791年前往。1793年被迫离开法国后，他先在瑞士逗留，在力洛克受到Jacques-Frédéric Houriet的接待，之后又在伦敦工作了一段时间。
John Arnold之子John Roger Arnold于1792年至1794年间在Breguet门下当学徒。同样，Abraham-Louis Breguet之子Louis-Antoine Breguet也曾是John Arnold的学徒。Breguet与英国钟表匠之间的这种知识与技艺交流，促成了风格与技术进步的融合，并清晰地体现在Breguet这一时期所制钟表的细节与品质之中。
Breguet与英国钟表匠之间的相互影响：
Breguet——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早于他的Lépine——吸收并改进了英国钟表匠的多项创新。其中最显著的影响包括：
大型天文台钟：John Harrison、John Arnold、Thomas Earnshaw等人。
工字轮擒纵机构：George Graham。
杠杆擒纵机构：Thomas Mudge。
圆柱游丝的温度补偿：John Harrison。
红宝石工字轮擒纵机构：John Arnold。
陀飞轮：John Arnold。
摆轮补偿：John Arnold。
宝石轴承：John Arnold等人。
游丝上链系统：John Arnold。
后来，英国钟表匠也吸收了法国的特色，主要来自Lépine和Breguet：
夹板式机芯：Lépine。
夹板的美学与布局：Breguet。
防震器（Parachute）[5]：Breguet。
玑镂金属表盘：Breguet，借鉴自John Arnold。
“宝玑指针”：Lépine／Breguet。
音簧报时系统：Breguet。
这种技术与创新的交流，促成了法式与英式制表风格的丰富融合，彰显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制表业发展中的协作与相互影响。
Abraham-Louis Breguet 巴黎 No. 203 1792年
鎏金黄铜全夹板刻钟问表。
这枚表配有“à toc”式刻钟报时机构，搭载红宝石工字轮擒纵机构、三臂扁平摆轮、带快慢针的钢制圆柱游丝、摆轮下方的补偿弯，以及均力圆锥轮与链条。前夹板边缘精细地刻有“BREGUET A PARIS No. 203”（第二系列），后夹板上也有相同的铭文。
表盘为白色珐琅铜质，饰有1795年之前使用的优雅草书“Breguet”签名。珐琅背面有手写签名“Cave Place Dauphine”。指针为经典的扁平蓝钢“宝玑指针”，金质表壳则是后来加装的。
这种由链条和滑轮驱动的传统报时机芯，早在近半个世纪前就已由Julien Le Roy完善。此类机芯使用于1795年至1800年间，代表了1787年以前类型（采用泵式按钮上链、滑轮和链条的传统机芯）与最终取而代之的“新机芯”（1790年至1815年生产，如No. 726，以单个“à toc”式音锤报时和报时段）之间的过渡阶段。
这件作品见证了18世纪末制表业在技术与美学上的进步，体现了从传统方法向Breguet创新发展的过渡。
原A. Chapiro私人收藏（F）
刊载于：Chapiro A.，Taschenuhren aus vier Jahrhunderten，Callwey，慕尼黑，1995年，P: 223 – 225，Fig.: 474, 476, 477, 47
Abraham-Louis Breguet 巴黎 No. 234 1793年
这枚表的特色在于其镀银与鎏金黄铜的执政府风格表壳，采用全夹板，搭载从表盘一侧上链的“à toc”式报时机芯，直径49毫米。它配备机轴擒纵机构和三臂扁平摆轮，并有钢制游丝、镀银快慢调校盘以及均力圆锥轮与链条。小巧的摆轮夹板饰有几何纹样，并配有钢制夹板。前夹板边缘刻有“BREGUET A PARIS No. 234”（第二系列），后夹板边缘也重复了这一铭文。
白色珐琅铜表盘上有1795年之前使用的古老金色草书“Breguet”签名。表盘以表圈上的一枚螺丝和一枚销钉固定。鎏金阿拉伯数字表示小时，黑色的分钟刻度和日期数字按逆时针方向排列。别具一格的是，日期数字每隔一个便以星形代替。背面珐琅上有手写签名“(P) Dauphine 1793”，以及机芯编号“234”。太子妃广场（Place Dauphine）是闻名的珐琅匠聚集地，他们常受雇于Breguet及西岱岛上的其他钟表匠，为表盘施珐琅。大多数表盘的珐琅背面并无铭文。蓝钢指针经过修复，保留了设计原有的优雅。
这枚表采用传统的报时机构，以链条和滑轮上弦，这一系统由Julien Le Roy在近半个世纪前完善。此类机芯在1795年以前广泛使用，是对市售报时机芯的轻微改进。它代表了最早的发展阶段，仍采用1787年以前的机芯，以泵式按钮上链，配有滑轮和链条。这一阶段后来演变为中间型机芯（如第203号表所见），继而发展为“nouveau calibre”（新机芯），如1790年至1815年间生产的No. 726。这一最后的机芯引入了单个“à toc”式音锤来报时和报时段，取代了此前更复杂的版本。
这枚早期报时机芯很可能来自Xavier Gide供应的商业库存。与其他以传统市售部件为基础的作品（如No. 165）一样，这枚机芯的打磨工艺与其他工坊同期作品相比，品质出类拔萃。这枚机芯比1792年售予Marie Antoinette的No. 179所用的报时机芯更大，但属于同一类型。此外，No. 234制成之后仅几个月，Breguet便不得不于1793年8月12日逃离巴黎、前往瑞士。
在表盘上使用金色数字和签名，也是其他制造商表盘的一大特色。这种风格最早由Jean-Antoine Lépine引入。已知采用这种风格、在珐琅表盘上使用金色数字和签名的Breguet钟表仅有另外一件（No. 231，1991年4月14日于日内瓦Antiquorum售出，拍品4，图录P.: 24, 25）。后者的结构与上文所示机芯几乎完全相同，且于1793年1月2日载入Breguet的账簿，因此进一步佐证了No. 234的年代。
A. Chapiro所著《Taschenuhren aus vier Jahrhunderten》（P.: 219, 220，Pic.: 464, 465）中展示的另一件类似作品，已被证实为同时代的赝品。
另一枚不同的、年代较晚的刻钟问表No. 1899，同样配有鎏金阿拉伯数字、刻度和“BREGUET ET FILS”签名，于1806年售予纽卡斯尔公爵。
Breguet的日期复杂功能：
日期数字逆时针排列，是Breguet早期作品的标志性特征，体现出他将功能与美学创新相结合的独特才能。在这件作品中，机芯配备同轴日期显示和从表盘一侧上链的机构，日期指针停在“0”的位置，由表主手动拨至“1”。为确保表主不会忘记调校日期，“0”的刻度被巧妙地设置在上链孔的上方。因此，在给表上链时——这对大多数表主来说是每天的例行功课——必须先把日期指针从上链孔处拨开，日期指针便自动停在“1”的位置。
这一既简单又巧妙的系统，体现了Breguet发明中实用与创新的结合。对细节的一丝不苟与对技术完美的不懈追求，使Breguet创造出的机构不仅提升了钟表的功能，也将使用体验提升到便利与精准的新高度。
Abraham-Louis Breguet 巴黎 1795年
这件直径35.5毫米、由两部分组成的黄铜试制件，是一枚用于八日动力旅行钟（如No. 178或179型号）的月相小表盘。刻度被精心分为15个扇区，每个扇区再三等分；这一精巧的配置在最终版本中演变为6个扇区，每个扇区四等分。每个扇区和子扇区都以钻出的圆形标记区分，并填以黑色墨水，为表盘增添了优雅与实用。旋转圆盘上有两个代表月亮的圆，每个圆顶部都带有指向刻度的箭头，在旅行钟上清晰直观地呈现月相变化。
参考文献：Daniels G.，The Art of Breguet，Sotheby Parke Bernet，伦敦，1974年，P.164，Pic. 115 ad，No. 179，第三系列，1804年售出
认购表
Houriet版本的“souscription”表，1777年。引自并改编自：Sabrier JC，《Frédéric Houriet》，Editions Simonin，2006年。Houriet图纸诠释：Georges Rigot。复原图：Bernard Müller。
“souscription”表的原型由瑞士钟表匠Jacques-Frédéric Houriet于1777年构思。Houriet在其手稿中详细记录了这款表的开发与构造，阐明了后来由Abraham-Louis Breguet加以改进的全部基本原理。这款单指针表以尽可能少的零件制成，体积相当庞大。在瑞士祖尔察赫的集市上售出约100枚之后，Houriet没有继续改进这一设计。
Houriet很可能把这个构想告诉了经常到力洛克拜访他的Abraham-Louis Breguet。Breguet约在1791年开始开发和完善“souscription”表。最初的试验版本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Houriet的原始设计。约1794年流亡瑞士期间，Breguet继续开发“souscription”表，很可能得到了他的朋友兼东道主Houriet的协助。1795年返回巴黎后，Breguet恢复了这类表的制作。
“souscription”表在设计上力求零件尽可能少，以便让不太富裕的客户也能负担。付款方式分为两期：下单时支付25%，收表时支付余款。然而，这些表的最终售价在550至900法郎之间，相当于当时一名工人一年的工资，因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普通大众依然难以企及。
表盘
“souscription”表的表盘展现出独特的精致，多年来使用了多种材质与风格：
材质与早期设计：这些表盘通常以珐琅铜制成，配有阿拉伯数字和五分钟间隔刻度，可精确读取到分钟。在部分较小的版本中，表盘采用玑镂银或黄金；19世纪期间，许多珐琅表盘被替换为玑镂表盘，后者一律使用罗马数字。
固定方式：最早的表盘以螺丝或销钉从表的背面固定。在后来的版本中，这种固定方式简化为位于12点或6点附近的一枚螺丝，体现了设计与功能上的演进。
签名的位置与风格：签名的位置与风格随时间而变化。在较早的版本中，签名位于12点下方或6点上方，采用草书或罗马大写字母。在较晚的版本中，签名移至表盘边缘。自1796年起，为打击仿冒，几乎所有珐琅表盘的12点下方都加入了隐秘签名。这个隐秘签名“Souscription, No 267 Breguet”以缩放仪刻制，进一步增强了真实性与安全性。
“souscription”表表盘设计中一丝不苟的细节与持续的演进，体现了Breguet对精准、美学与创新的执着，而这些正是成就其制表杰作的品质。
指针
这款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只有一根指针，同时指示小时与分钟，因而无需单独的分针。这根指针以蓝钢制成，蓝钢因其耐用和耐腐蚀性能，历来在制表业中备受青睐。
指针的设计遵循经典的“宝玑”风格，以优雅与实用著称。指针末端格外修长，便于精确读取时间。在许多版本中，针尖带有一个形状各异的小“凸点”，这一细节在最早的型号和后期替换的指针上均不可见。
也有少数例外，指针是笔直的，并不遵循传统的“宝玑”风格。这类直指针只见于尺寸较小的表款，赋予它们独特而与众不同的外观。
只用一根指针的这种简化，不仅降低了表内机芯的复杂程度，也体现了Breguet将功能、美学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理念。
表壳
早期试验版本
“souscription”表的早期试验版本采用银质或金质表壳，没有防尘盖，配有18世纪末典型的泵式表冠和椭圆形表环。泵式表冠用于调校时间和为机芯上链，设计坚固实用，体现了那个时代兼顾功能与美感的设计。
中期作品
中期作品保留了相同的基本造型，但引入了鎏金的前后表圈，搭配镀银表壳，仍然没有防尘盖。在这一阶段，表冠演变为一个被圆形表环贯穿的短球形，为设计增添了一份精致。
后期版本
在后期版本中，以鎏金为主的表壳成为标准配置，依旧没有防尘盖。带圆形表环的球形表冠也成为这些型号的标志性元素。表壳后盖可以是光面，也可以饰以玑镂纹，这种装饰性处理为其增添了额外的优雅与美学层次。
19世纪的改动
19世纪期间，许多“souscription”表的表壳被更换。原装表壳很可能因磨损或款式过时而被拆下，换上了更坚固、更耐时间考验的银质表壳。这些更换虽然改变了作品的原始状态，却保留了钟表的本质与功能，也守护了Breguet的制表遗产。
“souscription”表表壳的这种精心发展与演变，体现了对当时审美与功能偏好的持续创新与适应，也反映了Breguet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无与伦比的才能。
认购表的机芯
“souscription”表以大尺寸为主，机芯直径56.5毫米，表的整体直径为62.2毫米。不过，也存在一些中等尺寸和较小尺寸的类型。“souscription”表的设计尤其适合用来展示Breguet钟表在技术与美学上的发展。
认购表机芯的种类：
“souscription”表的机芯共有五种不同类型。以下概述这些机芯的发展历程，但不包括一件外观更为“原始”、未附图示的原型（No. 15，第三系列）。总体而言，这些机芯可分为两个试验阶段和两个中间阶段，最终发展为定型版本。
早期试验类型：
这些机芯代表了Breguet打造一款简化而高效的钟表的最初尝试。它们由基本元素构成，其特点在于力求将零件数量降到最低。
中间阶段机芯
第一中间阶段：
在这一阶段，Breguet开始精炼设计，在机芯的精准度和耐用性两方面都作出了改进。
第二中间阶段：
这一阶段的机芯更为精致，在技术与美学上都展现出显著进步。其工程设计开始接近定型版本所呈现的品质。
现存各类认购表机芯的背面视图。发展顺序自左至右。后夹板或夹板桥为黄色，摆轮为蓝色。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继续讲述Breguet“认购表”的历史。
George Brown
Edward Brown生于英国克勒肯维尔，在Breguet工坊担任工头直至1870年；这一年，他升任Breguet公司的掌门人，此前他已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
在他的领导下，这家著名的制表商于1881年以“Maison Breguet”之名闻名，并始终坚守高品质的生产标准。Edward Brown是制表领域的远见者，于1895年去世，享年66岁，留下了卓越与创新的遗产。
他去世后，公司先后由他的儿子Edward和Henry经营。Edward于20世纪初退休，将主要职责交给了Henry，后者在企业经营上展现出非凡的才干。
1927年，Henry之子George Brown接替父亲，不仅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称职的领导者，也是家族在制表艺术上卓越传统的守护者。
George Brown与George Daniels结下了友谊，两人的初次相识可追溯至1960年代初。Daniels是Breguet钟表专家，也是该品牌在伦敦的代理人。Brown一直难以找到能够精心手工制作钟表的熟练钟表匠。于是，他求助于Daniels，后者此前已经手工制作过一枚Breguet钟表的复制品。Brown对Daniels的作品印象深刻，也得知了他想要制作自己钟表的抱负。然而，Daniels婉拒了为Breguet制作钟表的邀请。
Brown家族曾多次搬迁Breguet的经营场所，直到约1933年才在旺多姆广场（Place Vendôme）落脚。在此期间，他们收购了多件珍贵藏品，本文展示了其中一部分。
其中许多藏品后来由Patrizzi & Co.和Chayette & Cheval拍卖。
George Brown存放在一个纸板箱中的Abraham-Louis Breguet手稿，于2010年5月在日内瓦的Patrizzi & Co.以210万美元成交。
如今，这些珍贵的文献在巴黎宝玑博物馆展出。
注释：
[1] “共和三年芽月18日”指法国共和历中的一个日期。共和历于法国大革命期间推行，用以取代公历。这部历法的月份与名称都不相同，并以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为纪年起点。“芽月”（Germinal）是共和历中第七个月的名称，大致相当于公历3月21日至4月19日。“共和三年”指第一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即1794年—1795年。
因此，“共和三年芽月18日”相当于公历1795年4月7日。
[2] 弗里吉亚帽是一种圆锥形软帽，通常为红色，帽尖向前弯垂。它是自由与革命的历史象征。法国大革命期间，弗里吉亚帽被革命者奉为标志，并常与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它的渊源可追溯至古代弗里吉亚，即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地区；在那里，获得自由的奴隶戴上它，作为解放的象征。在法国大革命中，弗里吉亚帽成为共和主义的偶像，象征着反抗压迫与君主制的斗争。
[3] “狼牙”是制表业用来描述一种特定齿轮或齿形的术语。这类齿轮的齿呈楔形，一端较宽，向另一端逐渐变细，形似狼的牙齿。
在制表实践中，狼牙齿形旨在尽量减少摩擦、提高机芯效率，使能量在齿轮之间平稳而精确地传递。这种设计可见于钟表机构的不同部位，尤其是擒纵轮及其他传动齿轮等部件。
[4] 在工字轮擒纵机构中，梯形擒纵叉瓦是与擒纵轮齿接触的梯形小平面。它们在把擒纵轮的旋转运动转化为摆轮的往复摆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对钟表的精准走时至关重要。
这些叉瓦的梯形形状有助于确保与擒纵轮齿之间平稳、高效的接触，尽量减少磨损与摩擦，从而提高擒纵机构的耐用性与精准度。
[5] 在制表业中，“Pare-chute”一词指Abraham-Louis Breguet于1790年研制的一种防震系统。这是钟表中最早使用的防震保护形式之一。它由细小的弹簧臂构成，将摆轮枢轴固定在原位，同时允许其在受到冲击时轻微位移，从而吸收冲击，降低枢轴折断的风险。
“Pare-chute”在当时是一项重大创新，因为它提高了钟表的耐用性和精准度，尤其是在钟表可能遭受突然晃动或跌落的情况下。Breguet的这项发明，正是他将精致美学与技术进步相结合、以创新而细致的态度制作钟表的一个范例。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