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ek Pratt:被遗忘的制表大师
独立制表师并不是当代才出现的。历来都有制表师以独立身份为自己的客户或为聘用他们的品牌工作。Derek Pratt就是一位独立制表师,或许还是其中最出色的之一。他的时计并不容易找到,即便在拍卖会上也十分罕见。我们在这里介绍这位制表师和他的作品,愿他的名字被长久铭记。

这位英国制表师最为人所知的,大概是他与好友Peter Baumberger一起在Urban Jürgensen完成的非凡工作,或者是他那件未完成的John Harrison H4航海天文钟复制品。然而,关于他的工作,还有许多值得发掘之处。他去世已逾十年,而在这段时间里,独立制表迎来了真正的爆发。
Derek Pratt对机械有着绝对的热忱,远远超出制表本身。从搭载汪克尔转子发动机的Mazda到经典自行车,Pratt对机械的热爱没有止境。
早慧的起步
Pratt或许注定要在极其微小的尺度上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机构。他出生在伦敦东南部奥平顿郊外的佩茨伍德,离格林尼治以及那里可以看到的所有钟表杰作都很近。关于Pratt早年生活的最初记忆,来自他儿时的朋友Derek Goldsmith。他们一起长大,同样痴迷于一切与机械有关的东西。Goldsmith凭借发明一种混水阀赚得数百万,这项发明后来成为淋浴设备公司Aqualisa的基础。Pratt和Goldsmith一起参加过童子军,两人都说服父母在自家车库里装上了车床,使他们在少年时代得以一起动手做各种项目。
青年时代的Pratt——倚靠着一辆搭载汪克尔发动机的Mazda(左),以及骑在一辆Dursley Pedersen自行车上(右)。
两人都就读于贝肯纳姆技术学校,Goldsmith比Pratt高一个年级。1953年毕业后,Pratt在Smiths Industries接受培训,后来在1956年进入National College of Horology学习。这本是一门三年制课程,学生要在最后一年制作一枚完整的怀表。然而,这一课程在Pratt学到一半时被中止,使他提前结束了学业,尽管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获奖的优秀学生。“Pratt把这看作一种背叛。”Pratt的多年好友、Horological Journal前主编Timothy Treffry说。从很早的时候起,Pratt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他的兴趣也早已显露无遗。 据Goldsmith撰写、British Horological Institute(BHI)出版的著作Derek Pratt - Watchmaker记载,两人于1960年共同创办了一家名为Pratt and Goldsmith的公司。他们为其他公司生产小而精密的零件,这意味着他们最终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同时还能挣到一些钱。
Pratt不得不放弃制表课程的那一年,也是National College of Horology的最后一年,学校不久后便关闭了。这一挫折却让Pratt得以开始为该校前校长Andrew Fell工作。他们制作座钟,也从事其他微型工程和微型焊接项目,这些领域当时正因微电子行业的发展而蓬勃兴起。这份工作促使Pratt移居瑞士,并与第一任妻子Franziska在那里安了家。
制表之旅的开端
在与Fell合作开发各种项目的同时,Pratt开始独立承接修复工作,这也是当今许多最成功的独立制表师走过的道路。Pratt修复天文钟和古董钟表,由此开启了贯穿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工作领域——对传统制表和修复的痴迷。 当同时代的一些制表师开始寻找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计时,Pratt却把一生都用来掌握旧时的做法。作为这门技艺真正的历史学家,他从Breguet、Harrison和Tompion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希望延续这些早期制表师在大约200至300年前建立的传统。

Urban Jürgensen Oval Tourbillon Pocket Watch表盘上的细节,凸显出Pratt对传统工艺的执着。
这些影响清晰可见,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也体现在他的工作室里。Pratt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搜集工具和机器,那正是制表业动荡不安的时期。
在石英危机/石英革命期间,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消失了,但这也意味着用来制造传统机械表的机器变得唾手可得。
许多公司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工具,便把它们当作废铁卖掉。Pratt抓住了这一时期,只花了应有价格的一小部分,就买齐了自己需要的全部设备。据Treffry说:“他把每一台车床都调校成专做一种特定的工作,这意味着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因为这样一来,无须重新调整机器就能完成不同的工作。” 在Pratt得以掌握的这些传统技艺中,让他格外受人瞩目的另一项,便是guilloché。Pratt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度完成这项工艺。据Treffry说:“他做这项工作时会关掉电话,有人来访也不去应门。”甚至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去拜访Pratt,当时他正在制作一枚表盘,那人敲了几次门都没能引起他的注意,最后只好朝他的窗户扔雪球。这足以说明他在机器前工作时专注到了何种程度。

Derek Pratt正在为表盘制作guilloché纹饰
Dr. Helmut Crott在他撰写的关于Pratt生平与作品的书中指出,Pratt当时使用的机器并不是最现代的。Crott找到了Pratt制作表盘时的照片。“我把这些照片拿给我的表盘师傅看,他已经82岁,在表盘制作这一行干了65年。”他写道,“他对Derek使用的工具感到非常惊讶。它们看上去很原始,但他又说,能用好这些工具的人一定非常有才华。”Pratt显然下定决心以传统方式制表,不会被现代潮流左右。Crott还注意到,他的工作室里连一台CNC机床都看不到。Pratt常常开玩笑说,他不用CAD(Computer-Aided Design),他更喜欢的是CARD——也就是卡纸板。他用卡纸板制作某些零件的比例模型,并借助橡皮筋让它们动起来,以此在用金属制作之前确认它们能否正常运作。 掌握这些古老的技艺,并维护好这些上了年纪的机器,意味着Pratt能够以细腻的方式处理古董时计。修复工作最终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也正是这项工作让他与Peter Baumberger结缘。Baumberger是首屈一指的古董商之一,后来成为丹麦品牌Urban Jürgensen und Sønner的所有者,这个名字与19世纪初一些最复杂的时计有着渊源。由于Urban Jürgensen的作品往往十分复杂,Baumberger在修理自己的一些藏品时遇到了困难——正是这番寻找,促成了他与Pratt的第一次见面。凭借运用传统技艺的工作以及驾驭复杂机芯的能力,Pratt声名渐起,传遍了世界各地。
DR. HELMUT CROTT
Pratt为Baumberger做的工作越来越多,两人最终成了挚友。当后者即将全面接管Urban Jürgensen und Sønner时,在技术研究这一块,他真正希望留在身边的人其实只有一位。
不过,早年间Pratt在Baumberger麾下经手的并不只有Urban Jürgensen的时计——他还完成了一枚Vacheron Constantin的修复工作,这枚表曾在1929年被赠予国王Fuad I世。
Urban Jürgensen岁月

Derek Pratt为Urban Jürgensen制作的一枚陀飞轮机芯。机芯上刻有“Invenit et Fecit”字样,意为“发明并制作”,这句铭文既见于Breguet的时计,也见于F.P. Journe的时计。
最近,Urban Jürgensen引起了一些关注,因为芬兰制表师Kari Voutilainen出任了品牌的新任CEO,并让女儿Venla负责售后服务。当年Baumberger收购该品牌时,也曾引发类似的热议。在那一时期,品牌迎来了相当高产的年代,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Pratt的才能。 谈到Pratt与Urban Jürgensen的合作时,人们常常提到他的表盘品质。他在制表车床上的工作在业内一直备受推崇,即便在他去世之后也是如此。清理他的工作室时,人们发现了满满一抽屉被他弃用的表盘。在眼力稍逊的人看来,它们堪称完美,但经过认真细致的近距离检视,就能发现一些极其细微的瑕疵,换作任何不像Pratt那样追求完美的人,都会对此心安理得。尽管他的表盘制作非同凡响,但这只是他对品牌的贡献之一。他在1982年出任品牌的技术总监,并一直任职到2005年。

Pratt用来制作其非凡表盘的机器
说到Pratt在Urban Jürgensen的工作,许多人会立刻想到他的椭圆形怀表。这个项目耗时二十多年才得以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由Kari Voutilainen完成。尽管独特的表壳造型或许能让它在外观上脱颖而出,但这枚时计真正的亮点在于机芯。为了这枚时计,Pratt发明了一种把恒定动力装置和轮系装入陀飞轮的新方法。创新之处何在?在于把一个额外的恒定动力装置安装在陀飞轮框架之内。他还在这一机构中加入了天文台擒纵机构,这是他最钟爱的擒纵机构之一,因为它具有一项独特的优点:看起来无须润滑。 在制作这枚时计的过程中,Pratt遇到了许多独特的挑战,但他似乎都以同样的决心一一应对,而这种决心是许多人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所熟知的。他亲手制作了这枚时计的所有零件,连螺丝也不例外。这枚时计一共制作了三个表壳——一个银质,一个铂金,另一个是玫瑰金。铂金款和玫瑰金款于2005年至2006年间,由Parmigiani旗下子公司Les Artisans Boîtiers的表壳大师Bruno Affolter制作。银质表壳则是Pratt在自己的车床上完成的。由于表壳呈椭圆形,必须在车床上加装一个特殊的附件才能完成这项工作。他做得非常出色,以至于表壳大师Jean-Pierre Hagmann在有机会检视这只表壳之后说:“制作的功力和品质都非常出色!这位制作者配得上表壳大师的称号!”
同样,他也接下了另一项挑战:制作覆盖时计正面和背面的两片表镜——这可不是随便哪位工匠都能做到的事。Pratt曾向据说是唯一能把蓝宝石加工成这种形状的人请教,可当Pratt说明这个项目的尺寸时,对方却嘲笑了他。眼看合作无望,Pratt决定独自完成这项任务。最终,他成功做出了这两片表镜,其中底盖表镜上还开有两个孔,用于上弦和调校时间。
Pratt对这枚时计无比自豪,甚至把它的草图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然而,如前所述,他未能完成这个项目。2004年,当Pratt的癌症尚处于早期阶段时,Baumberger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项目交给Kari Voutilainen,由后者为机芯装上最后的零件,并施以精彩绝伦的打磨修饰。若想更详细地了解这枚时计,我们推荐阅读Dr. Helmut Crott撰写的文章,刊登于SJX。
Urban Jürgensen Ref. 2与Ref. 3。
当然,这并不是Pratt为Urban Jürgensen和Baumberger制作的唯一作品。他参与并开发了Ref. 2和Ref. 3腕表,在这两款腕表中,他的万年历模块被叠加在一枚F. Piguet机芯之上。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Ref. 3在月相显示盘的下半部分增加了一个动力储存显示。
这两款腕表在此后多年里确立了Urban Jürgensen的设计语言。在Pratt和Baumberger去世之后,这两款腕表的美学勾勒出了品牌的整体风格。
与George Daniels的交往
回头来看,Derek Pratt与George Daniels成为朋友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那一代最杰出的两位天才都出生在英格兰,相差12岁。据Treffry说:“两人每个星期天都会通很长时间的电话,详细讨论各自在这一周的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难题。 虽然两人拥有许多共同的技能和知识,但他们也能很好地取长补短。Pratt在机械加工方面的本领,尤其是电火花加工(EDM),对Daniels帮助很大;据信,制作同轴擒纵机构所需的那枚小小的pivot就出自Pratt之手。

1986年,George Daniels与Derek Pratt以及时任Audemars Piguet英国销售总监的Grahame Brooks,站在一辆1928年的“Blower Bentley”前。
Pratt对一切钟表事物的热爱并不局限于怀表和腕表——他对哥特式铁钟也十分着迷,这类铁钟至今仍在欧洲许多村庄的钟楼里运转。他在职业生涯中还制作了四座水钟。这是如今许多人不会想到的钟表领域,或许也不是这个行业最吸引人的一面,却让Pratt深感兴趣。他制作并在此后数年不断改进的一座水钟,曾占据他工作室的两层楼,如今收藏在诺丁汉郡阿普顿庄园的BHI博物馆。他的第三座水钟是为一个庆祝建村950周年的村庄定制的,既是公共艺术品,又是实用的计时器。 虽然这两位英国制表大师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但影响他们各自身后声誉的,或许正是他们的不同之处。Daniels在业内以势不可挡著称:没有什么能阻挡他把同轴擒纵变成商业上的成功,他也从未停止为推广英国制表和Daniels Method而不懈奔走。与此同时,Pratt却非常乐意在别人的名号之下工作。“他很安静,是一种非常低调的彬彬有礼。”Charles Frodsham & Co.的共同所有人Richard Stenning说道。并且采用了Reuleaux三角形,这是一种宽度恒定的曲线图形,Pratt将它用于自己的恒定动力系统。让Pratt着迷的不只是机器——他还十分喜爱pop-pop小船,这是一种用相当简单的零件在家里就能做出来的小玩具。Pratt把这些小船改进到了极致,甚至还为一本专业杂志写过好几篇相关文章。

Pratt骑在一辆据信是BSA Sloper的摩托车上。
稍微岔开一下话题,Pratt对一切钟表事物的热爱并不局限于怀表和腕表——他对哥特式铁钟也十分着迷,这类铁钟至今仍在欧洲许多村庄的钟楼里运转。他在职业生涯中还制作了四座水钟。这是如今许多人不会想到的钟表领域,或许也不是这个行业最吸引人的一面,却让Pratt深感兴趣。他制作并在此后数年不断改进的一座水钟,曾占据他工作室的两层楼,如今收藏在诺丁汉郡阿普顿庄园的BHI博物馆。他的第三座水钟是为一个庆祝建村950周年的村庄定制的,既是公共艺术品,又是实用的计时器。 虽然这两位英国制表大师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但影响他们各自身后声誉的,或许正是他们的不同之处。Daniels在业内以势不可挡著称:没有什么能阻挡他把同轴擒纵变成商业上的成功,他也从未停止为推广英国制表和Daniels Method而不懈奔走。与此同时,Pratt却非常乐意在别人的名号之下工作。“他很安静,是一种非常低调的彬彬有礼。”Charles Frodsham & Co.的共同所有人Richard Stenning说道。
擒纵机构的研发
Daniels以同轴擒纵机构闻名于整个制表界,而Pratt同样研发出了一种巧妙的擒纵形式,其灵感直接来自A.L. Breguet的作品。这当然就是他那款保留了天文台擒纵机构的remontoire tourbillon。 1981年,Pratt决心解决一个Breguet未能解决的问题——制作一枚恒定动力陀飞轮。正如英国制表与Breguet研究专家Andrew Crisford在其著作中指出的那样,Breguet曾在几枚刻有“Echappement à force-constanté”的时计上尝试过这一壮举,但其中只有一枚留存至今,而且它的擒纵机构后来已被更换。

Derek Pratt擒纵机构背后的机械原理
Pratt的解决方案是在陀飞轮内部加入一个恒定动力装置。正是这个恒定动力装置驱动着陀飞轮,并直接从轮系获得能量。这意味着,通常围绕其中一个齿轮驱动陀飞轮的擒纵pivot,被连接在恒定动力装置上的pivot所取代。这个一秒恒定动力装置通过一根螺旋弹簧与擒纵轮相连,弹簧每秒上紧并释放一次,为擒纵轮提供一次推动。

勒洛系统
这一结构中最引人注目的部件是 勒洛三角形。这个曲边等边三角形起着凸轮的作用,控制着与恒定动力装置相互作用的叉瓦的运动。勒洛三角形得名于19世纪德国机械工程师Franz Reuleaux,属于勒洛多边形的一种,这类图形都有一个独特的性质,即直径恒定。这使得容纳它的叉头的两齿在凸轮转动、并在每次旋转中推动叉瓦时,能够始终与凸轮保持接触。如前所述,这也是Mazda在其汪克尔发动机中使用的形状。
这种擒纵机构最早出现在为Urban Jürgensen制作的一个怀表系列中。Pratt在20世纪90年代又制作了第二个系列的这种怀表,主要区别在于三角形凸轮改用合成红宝石而非钢材制成,从而大大降低了摩擦。 1997年,Pratt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个采用另一种创新擒纵机构的新项目。这一次,他从Daniels及其双轮设计中获得灵感,制作了一枚时计,把这一设计融入一枚同样采用天文台擒纵机构的陀飞轮之中。在Daniels的双轮擒纵机构里,两个轮子朝相反的方向转动,这对陀飞轮来说有些违反直觉。据Treffry说,Pratt“在浴室里时意识到,如果再加上一个齿朝内的固定轮,它就能带动擒纵轮朝相反的方向转动”。Pratt制作这枚时计是为了参加一项纪念Breguet诞辰250周年的比赛。他把两位昔日大师的发明结合在一起,最终获得第二名,而这枚时计后来还为Frodsham的Double Impulse Chronometer的擒纵机构提供了部分灵感。这枚时计如今陈列在伦敦的科学博物馆。
他未完成的H4
Pratt承担起了复制H4这项艰巨无比的任务。H4是John Harrison制作的最后一台航海天文钟,因赢得Longitude Challenge而闻名。对Pratt来说,这多少算是一个出于热爱的项目,多年来他一直为这件作品着迷,也为John Harrison的全部作品着迷。
Treffry告诉我们,不应把Pratt的这台天文钟称为复制品:“他总是说自己是在‘再造一台’。”“他想进入Harrison的思路,去尝试解决Harrison当年必须解决的那些问题。” 不称其为复制品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当时H4在法律上归海军部所有,而且属于国家机密。这意味着除了在格林尼治博物馆工作的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权接触它——而在当时,唯一受托让H4保持运转的人,是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的荣誉馆长Jonathan Betts。 这将是Pratt的最后一个项目。他于1997年动工,却不得不把它交给Frodsham的团队来完成。“那是一次艰难的交接。”Frodsham如今已半退休的制表师Roger Stevenson说。他曾与Philip Whyte一同前往瑞士,在Derek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以启动项目的移交。“他在这个项目上倾注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想必是渐渐意识到自己已无法把它完成。”
Stevenson和Whyte的这次到访,并不是Frodsham第一次接触这个项目。据Stevenson说,是Whyte让Pratt结识了那几位在项目的专业环节上为他提供帮助的工匠。Martin Matthews制作了银质表壳;Charles Scarr完成了繁复的雕刻工作;Jos Houbraken则负责那枚精致的表盘。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正是团队协作的最佳诠释。不过,Treffry指出,所有这些外部工匠仍然必须达到Pratt的高要求。“我想他先后换了三家表盘制造商,才找到Houbraken。”他说。 Pratt是个十足的完美主义者。在BHI那本献给Pratt的书中,Whyte详细讲述了反复更换的并不只有表盘制造商——为了确保自己这台H4的每一处细节都完美无缺,Pratt还先后换过好几位表壳师和雕刻师。
H4的表壳以及2014年完成的机芯
2009年,就在Pratt因前列腺癌去世前不久,Frodsham正式接手了这个项目。他们赶在2014年3月格林尼治国家海事博物馆举办的巡回展览“船、钟与星”之前完成了项目。“我们天真地以为,每周只需留出一天来做H4就够了。”Stevenson说。随着期限临近,这一天变成了几乎所有醒着的时间。
Pratt的遗产
可以肯定地说,Derek Pratt是20世纪最重要、最有才华的制表师之一。他的工作涵盖了钟表制作的广阔领域,他的技能和兴趣又如此多样,以至于他显然能够着手应对几乎任何机械难题。然而,对认识他的人来说,这些始终排在他的善良和为人之后。“无论你是谁,Derek总有时间坐下来分享一些建议。”Stenning说,他回忆起Pratt曾多次在去酒吧享用那必不可少的“一个下午加一杯啤酒”之前,先到Frodsham的工坊坐一坐。

2005年,Pratt因在制表领域的卓越成就,获颁Worshipful Company of Clockmakers的Tompion金质奖章
尽管他从未收过学徒——据Treffry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标准高得惊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只凭草图工作——Pratt显然非常乐于在力所能及时传授自己的知识。他经常邀请WOSTEP的学生在星期六下午到他家中的工作室参观,学生们除了能学到高质量的知识,还能享用一顿由Pratt的第二任妻子Jenny准备的丰盛下午茶。他因制表才能获得过多个奖项,从BHI所能授予的第二高和最高荣誉——银质奖章和金质奖章,到Prix Gaïa。他还是Worshipful Company of Clockmakers的Tompion奖章为数不多的获得者之一。 Pratt最重要的许多创新,都没能像同轴擒纵那样进入商业领域。这一方面是因为Pratt从未走那条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创新高度复杂,难以批量生产,而且几乎不可能缩小到腕表的尺寸。这一切往往使得他的遗产难以在今天的许多收藏家和爱好者中引起共鸣。
Pratt是制表界难得一见的人物:一位才华超群的制表师,似乎以最高水准涉足了这一行业的所有门类。正如Stenning所说:“他是一位完备的制表师。”
本文根据文章 Derek Pratt: the forgotten watchmaker 以及BHI出版的著作Derek Pratt: Watchmaker 撰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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