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伟大钟表匠的世纪（第三部分）
作者：Sílvio Pereira
本系列文章讲述18世纪——伟大钟表匠的世纪——的钟表史。在这第三部分中，我们将探讨John Harrison及其门徒借助他的H1、2、3、4和5，为使航海更加精确、更加安全所作出的贡献。经度测量问题一直是当时各国政府和航海事务负责人面临的挑战，并由此催生了丰厚的奖金，颁给能够尽可能精确地测定经度的人；而在这一领域，真正的伟大先驱正是John Harrison。
Benjamin Vulliamy 1747-1811
Benjamin Vulliamy自幼便表现出继承父亲钟表手艺的兴趣。成年后，他作为一名技艺精湛的壁炉钟和装饰品制作者逐渐声名鹊起，其作品装点着当时上流社会的沙龙（如今部分作品可在Derby Museum and Art Gallery中见到）。凭借非凡的才华，他于1773年被任命为皇家钟表师，并获得国王乔治三世每年150英镑的丰厚津贴（当时还有一个类似的头衔“Royal Clockmaker”，由George Lindsay担任）。
国王乔治三世热爱钟表和机械装置，他成为Justin Vulliamy的赞助人，十分欣赏其作品和才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获得皇家任命和年度津贴这一殊荣的，只有Benjamin Vulliamy一人。
约1780年，Benjamin加入了“Vulliamy & Son”合伙公司。
1790年12月，他购得了Larcum Kendall的部分股份，这些股份在后者去世后被拍卖。Benjamin和他的儿子一直共事，直到Justin于1797年12月1日去世。在此期间，他们的作品只署“Vulliamy”之名。
约1780年，Vulliamy家族受托制作Regulator Clock，即著名的King's Observatory Kew主计时钟。这座钟曾作为本初子午线，并负责伦敦的官方时间，直到1884年由Greenwich Royal Observatory接替这些职能。
Justin去世后，Benjamin Lewis Vulliamy于1801年接管了家族生意。
Justin & Benjamin Vulliamy，伦敦，编号：sus，1785年
这是一枚真正考究的表，配备镀金黄铜工字轮机芯（直径46mm），为设计增添了一丝奢华。精心设计的15齿黄铜擒纵轮成就了非凡的精度，并以高效和可靠著称。
每一处细节都是钟表工程的杰作，摆轮和擒纵系统中精心嵌入了宝石。这些珍贵的宝石能将活动部件的摩擦和磨损降到最低，从而提高精度并延长表的使用寿命。
夹板柱被设计成优雅的栏杆柱造型，赋予其精致而庄重的外观。摆轮由优质钢材制成，能保持稳定而精确的摆动，将性能提升到更高水平。此外，螺旋游丝确保了顺畅而均匀的运作。
表盘经典而永恒，经过精心珐琅处理，呈现无可挑剔的效果。这层珐琅表面不仅增添了优雅气息，还带来耐久性和抗损性，使表盘多年来始终清晰易读。
经度问题与航海天文钟的发展
当人们开始在跨洋航线上航行时，经度测量便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挑战。
测定纬度相对容易，只需借助列出当天太阳赤纬的表格，根据正午太阳的高度即可求得。然而，测定经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依靠不精确的方法，例如“航位推算”[1]，在远离海岸的长途航行中尤其如此。不幸的是，这类航行常常以悲剧告终。找到一种能更精确测定经度的合适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Gemma Frisius
为了在海上航行中测定经度，人们在漫长的岁月里提出了各种设想。早期的方法试图将当地时间与某一已知地点（如格林尼治或巴黎）的时间进行比较，其依据是Gemma Frisius（1508–1555，荷兰数学家）提出的一个简单理论。这些方法依赖于天文观测，而天文观测又以各种天体运动的可预测性为基础。然而，由于难以准确估算特定地点的时间，这些方法面临诸多困难。
经度奖是英国政府提供的一项20,000英镑的奖金，旨在鼓励人们开发出一种精确而实用的方法来测定船舶的经度。
1707年锡利群岛海难造成近2,000名水手丧生，此后经度测定问题再度受到关注。
该奖项于1714年7月由议会法案（《经度法案》）设立，其管理工作委托给经度委员会（见上方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经度奖并非同类奖项中的第一个。此前，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曾于1567年设立奖金，国王腓力三世则于1598年悬赏6,000杜卡特金币和一份年金。此外，荷兰联省议会也曾悬赏10,000弗罗林。然而，尽管奖金丰厚，直到那时仍未有人找到令人满意的经度测定方法。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获得了较小额的奖励，以继续在这一领域的研究。
John Harrison决心迎接测定经度的挑战，研制一种能够保持特定地点时间的可靠时钟。他在尝试制造这样一种时钟时困难重重：它既不能受温度、气压或湿度变化的影响，又要长期保持精准，能够抵御含盐空气的腐蚀，并能在不断摇晃的船上有效运行。包括Isaac Newton和Christiaan Huygens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对制造这种时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转而支持其他方法，例如利用月距法来计算经度。Huygens曾用摆钟和游丝钟进行测定经度的试验，但两者的结果都不一致。
Newton曾说：
“一块好表可以用来在海上推算几天的航程，并得知天文观测的时间；为此，在找到更好的钟表之前，一块好的宝石表或许就够了。但一旦在海上失去了经度，任何钟表都无法再把它找回来。”
John Harrison 3. 4. 1693 – 24. 3. 1776
John Harrison出生于West Yorkshire的Foulby。他的父亲在附近Nostell Priory的庄园里当木匠。
约1700年，Harrison一家迁往Lincolnshire的Barrow upon Humber村。
Harrison追随父亲的脚步，也成为一名木匠，并在业余时间制作和修理钟表。据说他六岁时正从天花中康复，收到了一块表作为礼物，于是一连几个小时聆听它的声音，研究它的活动部件。
直到1713年，二十岁的Harrison才制作出他的第一座落地钟。其机芯完全由木头制成，这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选择，因为他熟悉这种材料。
J. Harrison制作的木钟，1715年，Science Museum，伦敦
Harrison早期制作的木钟中有三座保存至今。第一座制作于1713年，目前收藏于Guildhall的Worshipful Company of Clockmakers。第二座制作于1715年，可在科学博物馆见到。第三座制作于1717年，位于Yorkshire的Nostell Priory，表盘上刻有“John Harrison, Barrow”字样。
18世纪20年代初，Harrison受托在North Lincolnshire的Brocklesby Park制作一座新的塔钟。令人惊叹的是，这座钟至今仍在运行。与早期的钟一样，它的机芯也由橡木和愈疮木（lignum vitae，意为“生命之木”，一种坚硬致密的木材）制成，极为坚固。
1725年至1728年间，John Harrison和同样是能工巧匠的弟弟James至少制作了三座精密落地钟。这些钟的机芯和高大的钟壳同样由橡木和愈疮木制成。
在此期间，Harrison发明了“栅形”摆[2]。有人认为，这些精密时钟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时钟，甚至超过了令Harrison闻名于世的H4。
Harrison多才多艺，并系统地运用这些才能来提升摆钟的性能。
他发明天赋的一个绝佳例证是“蚱蜢式擒纵机构”。这是一种控制装置，能使时钟的动力逐步释放。这种擒纵机构由锚式擒纵机构演变而来，但具有独特之处：它几乎没有摩擦，由于擒纵叉瓦由愈疮木制成，因此无需润滑。
这项创新在当时意义尤为重大，因为润滑油及其变质问题常常招致抱怨。因此，蚱蜢式擒纵机构无需润滑，是一项重要的优势。
1730年，John Harrison设计了一座航海钟，以角逐“经度奖”，并前往伦敦寻求资金支持。他向皇家天文学家Edmond Halley（因计算出一颗周期彗星的轨道而闻名，这颗彗星如今被称为哈雷彗星）介绍了自己的构想，Halley又把他推荐给George Graham。Graham一定对Harrison的构想印象深刻，因为他借钱给Harrison，让他制作“航海钟”的模型。
Harrison的这座钟试图打造一种航海版的木制摆钟，而木制摆钟的精度极高。为此，他采用了木制齿轮、小齿轮[3] 以及一种蚱蜢式擒纵机构。他没有使用摆锤，而是用了两个哑铃形摆轮[4] ，并将二者相互连接。
Harrison花了五年时间制作出第一座航海计时器，即Sea Clock，也称H1。他将其展示给Royal Society的会员们，会员们又代表他把它提交给经度委员会。这座钟是委员会认为值得在远洋进行测试的第一个方案。
1736年，Harrison搭乘HMS Centurion号前往里斯本，并乘HMS Orford号返回。返航途中，Orford号的船长和航海长都对这一设计赞不绝口。船长指出，根据他自己的计算，船的位置比实际目的地偏东六十英里，而Harrison借助H1正确预测了位置。
虽然这并不是经度委员会所要求的横跨大西洋航行，但委员会仍深受触动，拨给Harrison 500英镑以继续研发。
Harrison随后着手制作H2，这是一个更紧凑、更坚固的版本。经过三年的制作和两年的陆上测试，H2于1741年完成。然而，当时英国正与西班牙交战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中，这一机构被视为极其重要，绝不能冒落入西班牙人之手的风险。
无论如何，当Harrison发现条形摆轮的构想存在严重设计缺陷时，便突然完全放弃了这第二台机器的工作[5]
Harrison此前没有意识到，船体运动引起的空气作用可能会影响条形摆轮的摆动周期。这一认识促使他在第三台航海计时器H3中改用圆形摆轮。
为表彰他的贡献，委员会又额外拨给他500英镑。
在等待战争结束期间，他开始制作H3。
Harrison为研制这第三台航海计时器付出了17年心血，但尽管竭尽全力，仍未取得预期的成果。不过，他通过这台机器为世界留下了两项不朽的遗产：双金属片和保持架滚珠轴承[6]。
1号、2号和3号航海钟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摆轮虽然很大，但摆动速度不够快，无法为精确计时提供所需的稳定性。
约1750年，Harrison得出这一结论，并放弃了以“航海钟”作为计时器的想法。他意识到，怀表大小的计时器会更成功，因为它可以装入一个更小、但摆动速度快得多的摆轮。怀表也会更加实用，符合1714年《经度法案》提出的要求。
经过三十年的深入研究，Harrison决定迁居伦敦。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Graham的继任者Thomas Mudge制作的一些表，计时精度竟能与他那些巨大的航海钟相媲美。这要归功于18世纪40年代初Benjamin Huntsman生产的新型“Huntsman”钢，即“Crucible”（坩埚）钢的问世。这一进步使人们能够制造更坚固的小齿轮，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更硬的钢制成高度抛光的工字轮擒纵机构。
Harrison意识到，一块怀表足以精确地胜任这项任务，而且作为航海计时器是一种实用得多的选择。他决定以扎实的科学原理为基础，重新设计作为计时装置的表的概念。
所有署有John Harrison之名的钟表，如今都收藏在公共收藏机构中。
他的儿子William也制作了两枚保存至今的表：其中一枚属于公共收藏，另一枚则归英国私人收藏所有。
Harrison一生中获得了多笔资助，总计23,000英镑，用于继续研究完美的计时器，并希望赢得经度奖。然而，尽管他为航海计时作出了重大贡献，却从未正式获得该奖项。
“Jefferys”表
1752-53年，Harrison为自己设计了一枚高精度秒表，并委托伦敦钟表匠John Jefferys制作。这枚创新的表融合了多项重要特点。首先，它采用了一种新的摩擦静止式擒纵机构[7]，使运行更加平稳精确。此外，它还是第一枚配备温度变化补偿机构的表。
Harrison的这枚表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特点：由他亲自设计的第一个均力圆锥轮，使表在上弦时仍能继续走时。这些改进使Jefferys制作的这枚表表现极为出色。Harrison对这些成果印象深刻，决定将这些特点融入他计划制作的两台新计时器（H4和“小型表”）中。
这两台计时器包括一枚大表和一枚小表，但两者样式相近。John Jefferys和他的学徒Larcum Kendall负责它们的制作，事实证明这对Harrison而言具有开创性意义。
几十年来，他投入了议会拨付的巨额资金，试图研制一种精确的船用计时器。然而，传统时钟体积庞大，不适应船上的颠簸，这可能会影响其内部性能。
Jefferys运用改进的技术，大幅精简了温度补偿和摩擦机构。此外，他还借助精湛的技术，例如使用宝石轴承[8] ，成功地将所有轮系装入一个单独的空间内。这些创新造就了第一批所有轮系都安装在宝石轴承上的怀表。
19世纪末，一位商人试图将Harrison的私人怀表卖给Worshipful Company of Clockmakers。据钟表匠博物馆藏品策展人Sir George White所述，尽管该公司对这枚表确有兴趣，但它的价值主要在于情感层面。然而，由于价格过高，他们认为购买并不可行。于是，这枚表落入了珠宝商Rust先生手中，而他位于伦敦的店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德国空军轰炸。
轰炸对Rust先生的店铺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存放Harrison这枚表的保险箱从几层楼高处坠落，又遭到猛烈火灾。令人惊讶的是，这枚表在这场劫难中幸存下来，尽管损坏严重。白色珐琅表盘被完全烧焦，金属齿轮因高温而变形，已无法运转。鉴于其状况惨不忍睹，它被移交给钟表匠博物馆保管，博物馆接收时无不惊叹。Sir White评论说，Rust先生没有忽视这枚表，真是一个奇迹，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它还有什么价值。
然而，Harrison的这枚表具有无法估量的历史价值。与航海天文钟相关的几乎所有难题都已被克服。在这项创新的基础上，得益于与Jefferys的相遇，Harrison研制出了原型机H4，其体积比以往版本小得多。此外，Jefferys表是第一枚配备温度补偿系统的表，被公认为精密钟表发展史上的一座基本里程碑。
John Harrison，伦敦，“H4”，1号，1759年
在伦敦几位顶尖钟表匠的协助下，John Harrison开始设计和制造世界上第一台成功的航海天文钟。这台天文钟使航海者能够精确地确定船舶所在的经度位置。这枚巨大的表（直径13.3厘米，重1.5千克）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垂直式”的新型擒纵机构（之所以称为垂直式，是因为擒纵轴与摆锤或弹簧的运动平面相垂直），由于外观相似，它有时被误认为是“机轴”擒纵机构。然而，摩擦静止式擒纵机构使摆轮拥有较大的摆幅。相比之下，锚式擒纵机构的摆幅有限，而且对驱动扭矩的变化较为敏感。
Harrison擒纵机构的轴承由钻石制成，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创新。出于技术原因，摆轮比普通表的摆轮大得多，其振动由一根扁平的钢制螺旋游丝控制。机芯还配有一根扫秒式运行的中心秒针[9]。三轮带有内齿，并配有一块精美的夹板，与镂空雕花夹板相似。这个轮子以每秒5次的频率运转，并配有一个微型的“恒力装置”[10]。
摆轮制动器会在表完全停止前半小时将其制停，以使恒力装置不会停止。温度补偿通过一个“补偿弧”（Harrison称之为“Thermometer Kirb”）实现。这是一片安装在调节滑板上的双金属片，其自由端装有制动销。在最初的测试中，Harrison通过滑动调节装置省去了这一调节，但保留了指示部件。
这枚表还配备了一种名为“Harrison动力维持装置”的系统，由一根黄铜杠杆和位于均力圆锥轮底部的棘轮[11] 相啮合而构成，使表在运行时也能上弦。
Harrison向世人证明，可以用表来计算经度。这将成为Harrison的杰作，令人联想到当时的一枚巨型怀表。
表上刻有Harrison的签名、编号“1”以及日期“AD 1759”。
John & William Harrison，伦敦，“H5”，2号，1770年
John & William Harrison，“H5”，伦敦1770年，国家海事博物馆，格林尼治
Harrison开始制作第二台“Sea watch”，即H5，与此同时，Kendall在H4复制品的制作上进展顺利。
经度委员会被要求将H5和K1视为H4的两件复制品，但委员会明确告知John和William，H4的复制品必须由Harrison父子亲手制作。
三年后，Harrison精疲力竭，觉得自己受到了议员们的极不公正对待，而他原本期望得到更好的待遇。他决定向国王乔治三世求助。Harrison获得了国王的召见，国王对议会极为恼火。国王亲自在自己的天文台测试了2号表，经过1772年5月至7月十周的每日观测，发现其精度达到每天三分之一秒。国王建议Harrison向议会请愿以获得全额奖金，并威胁要亲自出面训诫议员们。
最终，1773年，80岁的他因其成就获得了议会颁发的8,750英镑奖金，但他始终没有获得正式的经度奖，该奖项也从未颁发给任何人。
此后，Harrison只活了三年。
John Jefferys 1701 – 1754
Jefferys的父母John和Jane是羊毛商人，住在Berkshire的Thatcham教区Midgham村一座名为Darbies的房子里。他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至少有五个兄弟和一个姐妹。虽然他的父亲是贵格会教徒，但他于1701年3月18日受洗。
1717年11月4日，他在伦敦Stepney的Well Close Square拜钟表匠Edward Jagger为师。经过九年严谨的学徒生涯，Jefferys于1726年1月26日成为伦敦Clockmakers Company的会员，获得了应有的认可。他对手艺的投入和精益求精有目共睹，1735年，他决定收Larcum Kendall为徒。
有趣的是，1739年，Jefferys年仅14岁的小表弟Buttons也有幸成为这位钟表大师的学徒。他的父亲Richard慷慨地支付了40基尼，让Buttons能够在Jefferys身边开始为期七年的学艺之路。
约1753年，Jefferys为John Harrison制作了一枚精美的怀表，证明了他无与伦比的技艺。这枚表是促使Harrison专注于制作一枚大型表以角逐经度奖的灵感来源之一。
如今，这枚表由Trinity House保管，可在Clockmakers' Company的博物馆中欣赏。
如今能找到的Jefferys作品寥寥无几，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一名“三问机芯制作者”，属于为各类钟表制作零件的高技能工匠。他为“装配完工师”和钟表零售商供货，很少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
遗憾的是，John Jefferys始终没有机会亲眼见证自己作品带来的成果和益处。他去世后，Larcum Kendall接管了他的生意，继续为John Harrison和海军部工作，让Jefferys留下的钟表技艺薪火得以延续。
John Jefferys，伦敦，48号，1735年
这里展示的表是一件镀金黄铜杰作，配备全夹板“机轴”机芯（直径35毫米），展现出非凡的工艺水准与优雅气质。后夹板上优雅地刻有“Jno Jefferys London”签名和编号48，这些鲜明特征证明它是Kendall当学徒期间在伦敦制作的作品。
方形栏杆柱确保了机芯的稳定与支撑，不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整体结构增添了一份精致。选用“机轴”擒纵机构，并以圆形擒纵轮取代工字轮擒纵机构，体现了对极致精度的追求。
镂空摆夹板和滑动板（无宝石轴承）等细节，显示出对机芯调校的格外用心，使人能够调整表的走速，以确保无可挑剔的准确性。
钢制摆轮的突出之处在于其不带游丝的平衡机构，赋予它与众不同的特色。这种摆轮运行平稳、精度无与伦比，堪称一枚真正考究的表。
由此，在凸显这枚表独特特征的同时，每个元素都和谐交融，造就了一件艺术品——它不仅以美学上的精致令人着迷，也以无与伦比的卓越计时能力令人倾倒。
John Jefferys，伦敦，201号，1745年
这是一枚优雅的镀金黄铜表，可以看到其全夹板机轴机芯（直径36.5毫米），确保了精确可靠的运行。
它配有方形栏杆柱，增添了一份精致。
镂空雕花的滑动板展现了无与伦比的精湛技艺。
机轴擒纵机构提升了机芯的精度。
后夹板上刻有“John Jefferys London”的雅致签名和编号201，为这件独一无二的作品注入了传统与尊贵的传承。
Jefferys的签名极为珍贵，因为目前已知带有其签名的表只有六枚，其中之一便是John Harrison那枚著名的怀表。
Jefferys是一位著名的钟表匠，在与Harrison的合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754年他去世后，曾是他学徒的Larcum Kendall接替了他的位置，继续为恩师留下的卓越技术遗产作出贡献。
Larcum Kendall 21. 09. 1719 – 22. 11. 1790
Larcum Kendall出生于Oxfordshire的Charlbury，是Moses Kendall和Ann Larcum之子。
Kendall以出色地复制了非凡的计时器Longitude Timekeeper——即Harrison的H4——而闻名。
在18世纪，他是伦敦最有才华的钟表匠之一。奇怪的是，刻有他名字的钟表寥寥无几，这并非因为他缺少业务，或许是出于谦逊，或是认为没有必要追求个人声誉。尽管如此，Kendall深度参与了伦敦的高端钟表贸易。
Kendall曾在著名的三问机芯制作者John Jefferys门下当了七年学徒。这段渊源无疑对Kendall日后延续其手艺产生了深远影响。
1742年，Kendall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在钟表业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他曾在George Graham手下工作数年，精研工字轮擒纵机构的技术，这也为Kendall赢得了公众认可。
1751年Graham去世后，有迹象表明他开始为Thomas Mudge和William Dutton的公司贡献自己的才华。
人们曾认为Jefferys在与Harrison合作制作H4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最近的发现表明，他于1754年去世，那时该项目尚未启动。很可能在那个时期，Kendall承担了主要角色，成为H4成功背后的才智之士。
他的学识广受认可，1765年，Kendall被任命为经度委员会的实务专家之一，与他一同获任的还有一批著名人士：剑桥St. Johns College院士Rev. William Ludlam、伍德沃德地质学教授Rev. John Mitchell, FRD、Fleet Street的Thomas Mudge和William Mathews，以及仪器制造商John Bird of the Strand。
这些大师与皇家天文学家Nevil Maskelyne一道，花了数天时间近距离跟踪H4的制作过程，足见这项事业的重要性和宏大规模。
更值得一提的是，1766年Kendall受托制作H4的复制品，从而有幸证明了Harrison设计的有效性。
这项非凡的工程始于1767年5月，于1769年底完成，充分展现了Kendall作为钟表匠的才华与精湛技艺。
由才华横溢的Kendall制作的K1表，于1770年1月被经度委员会以450基尼的价格购得。
在格林尼治经过测试后，它被交给James Cook船长，用于1772-75年进行的第二次南太平洋探险航行。
在那次航行中，Cook和天文学家William Wales都对Kendall这枚表的表现印象深刻。他们印象之深，以至于1775年返航后，Cook致信海军部秘书，写道：“Kendall先生的表超出了其最热心拥护者的期望……”。
如今收藏于格林尼治的K1，是Kendall钟表才华的非凡见证。后夹板上刻有“Larcum Kendall LONDRES”签名和1766年的日期。
尽管K1取得了非凡的成功，Kendall却选择不再制作该型号的复制品。相反，他专注于开发两台简化版计时器，即K2和K3。
这台 K2于1772年3月以200基尼的价格交付经度委员会。这一版本的表盘上署有LARCUM KENDALL LONDON，后夹板上则刻有Larcum Kendall 1771 London。
它采用了调节器式表盘，也就是说，指针由一套齿轮系统分开驱动，其间隙比传统的同轴系统更小。这一差异通常能提高精度。
后来在1774年，Thomas Mudge在他的航海天文钟中采用了类似的齿轮系统来分开驱动指针。这台由Mudge制作的计时器在此后一百年间被视为最精确的计时器。Mudge的最后一件作品收藏于大英博物馆（Reg. No. 1958,1006.2119）。
尽管K2的精度不及K1，但它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它曾跟随William Bligh经历了1789年的邦蒂号叛变。叛变之后，它被Fletcher Christian带到了皮特凯恩岛。1808年，一位美国人发现了它，后来又在皮特凯恩岛从叛变的最后一名幸存者手中买下了它。
K2直到1840年才回到英国。
这台 K3于1774年完成，造价100基尼。这一版本署有LARCUM KENDALL LONDON，后夹板上的铭文为Larcum Kendall 1774 London。
其风格与K1和K2截然不同：它有分别显示时、分、秒的三个小表盘，并装在一个八角形木盒中。
1776年，K3随天文学家William Bayly登上了HMS Discovery号。
如今，K1和K3都收藏在格林尼治Royal Observatory的博物馆中。
Kendall还制作了一枚袖珍天文钟，现收藏于伦敦Guildhall的Worshipful Company of Clockmakers博物馆。它的后夹板上署有L. Kendall London B+y，装在一个1786年打有印记的银质双层表壳中。表壳内有印着Vulliamy & Sons, 74 Pall Mall, London字样的表纸。这枚表于1849年由BL Vulliamy赠予Clockmakers Company。据估计，他的父亲Benjamin Vulliamy是在1790年12月收购Larcum Kendall的作坊时买下这枚天文钟的。
作坊的拍卖于1790年12月23日在Kendall位于Furnivals Inn Court 6号的工作场所举行，由Christie's主持。拍卖中售出了各种工具和钟表零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售出了一台不同寻常的切齿机和一台奇特的脚踏车床。
一些引人注目的拍品如下：
37. 一台银壳完整天文钟，配有同样的擒纵机构，以36基尼售出。
38. 一台银壳天文钟，除擒纵机构外均完整，成交价未注明。
39. 一枚带表盖和宝石的金质卧式秒表，以30基尼售出。
拍卖在一种真正引人入胜的氛围中进行，众多知名钟表大师和非凡的钟表齐聚一堂。
拍卖会上一个重要的名字是William Bayly，这位天文学家曾参加1772年至1775年乘Cook的Adventure号进行的探险。
在Cook的第二次航行中，首席天文学家是William Wales。他于1734年出生于Yorkshire。1765年，他被皇家天文学家Nevil Maskelyne选为负责计算1767年出版的第一部《航海天文历》的四名计算员之一。
1772年，Maskelyne推荐他担任Cook的Resolution号上的天文学家，负责评估K1的效能。
拍卖会上，一枚曾在威尔士的Kendall怀表以20基尼9先令6便士售出。
Kendall作品的质量无与伦比，至今仍存世的少数几枚由他署名的钟表便是明证。
然而，他并不以个人创新著称，主要是一名为零售商生产高品质产品的钟表匠，满足最富想象力的顾客的需求。
他的大部分作品，包括钟表和精密校准钟，都以其他零售商的名义出售。
Kendall于1790年11月22日在Furnival's Inn Court去世。讣告称，贵格会教徒“……在他去世时将他的遗体接纳入他们教会的怀抱……”，他于1790年11月28日被安葬在Surrey的Kingston的一处贵格会墓地。
他的遗嘱写于1790年11月6日，于12月8日获得认证，除了为他的兄弟及其家人留下一笔可观的信托款项外，还提到了留给Moses的“行业工具”和个人物品，Moses显然安排将它们拍卖出售。
Kendall是否结过婚已不得而知，因为遗嘱中没有提到妻子或子女，而拍卖的家具和个人物品也强烈表明他终身未婚。
Larcum Kendall，伦敦，1765年
这是一枚华美的镀金黄铜表，其机芯堪称钟表杰作：全夹板均力圆锥轮机芯（直径34.5毫米），配有优雅的方形栏杆柱。摆夹板经过精心雕刻，为这件作品增添了一份精致。端石上镶嵌着一颗闪亮的钻石，象征着奢华与创意。工字轮擒纵机构遵循Graham的传统，具有独特的倾角，此外还配有一个13齿的黄铜擒纵轮。整枚表经过英国最重要的修复师之一的细致检修，确保其完美与精准。
在Kendall署名的钟表中，除了标志性的K1和K3之外，已知的仅有六件。一对带玳瑁外壳、署名L. Kendall的表，正在伦敦科学博物馆中华丽展出。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一枚1786年的袖珍天文钟，属于Guildhall图书馆钟表匠博物馆的藏品，同样署名L. Kendall。这批非凡的藏品于2015年秋季移交科学博物馆，让爱好者得以一窥这位钟表大师的天才。
这里展示的机芯与Mudge和Dutton公司制作的机芯有着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据推测Kendall曾在该公司施展过自己的技艺和才华。
K1、K2和K3连同一枚1776年制作的带壳工字轮表，于2004年11月23日在著名的Bonhams London拍卖，拍品编号42，以64,530英镑的惊人价格成交。
此外，这还是目前已知唯一一件署有Kendall全名的机芯。据推测，它制作于Kendall荣获复制标志性H4这一挑战之前不久，因而成为这位才华横溢的钟表匠已知最古老的作品之一，甚至可能就是最古老的一件。
注释：
[1] 指早期远洋航海者在航行中试图测定经度时所使用的一种不精确且原始的方法。其基本做法是根据船的平均速度和从已知参考点出发后经过的时间，估算船所航行的距离。航位推算依赖于对船帆和洋流的观察，极易出错。
[2] 这是一种机械钟的摆，利用温度补偿系统来保持恒定的摆动频率。之所以称为“栅形”，是因为它由一个铁栅构成，铁栅上有多根杆，由铜和钢制成的双金属片连接在一起。这些材料的组合使铁栅能随温度变化而膨胀和收缩，从而补偿摆动频率的变化。
[3] 它们由一根轴和一系列齿构成，与钟内的其他齿轮或轮子相啮合。在带复杂功能的钟表中，小齿轮被用来驱动这些附加功能。
[4] 它们被称为交替式摆轮或锚式摆轮。
[5] 它们是机械钟中用来控制摆锤或擒纵机构摆动速度的一种调节装置，由一根两端带有配重的细金属杆构成，前后摆动，起到一种摆锤的作用。
[6] 双金属片是一种由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结合而成的装置。当它受到温度变化影响时，两种金属会以不同方式膨胀或收缩，从而使金属发生伸展。保持架滚珠轴承是一种用来支撑钟内齿轮和其他旋转机械部件所在之轴的轴承，由一组保持在保持架或框架中的滚珠构成，使滚珠能够绕轴自由转动。
[7] 它采用一种通过摩擦面来控制齿轮的技术。这个摩擦面使齿轮之间能够平稳而精确地相互作用，确保能量均匀传递，指针规律运行。
[8] 指在高品质钟表机构的轮系中，以宝石或贵重石料作为支承点。它们有助于将齿轮之间的摩擦和磨损降到最低。
[9] 指秒针在表盘上移动的方式。这一术语也称为“连续走时”“平滑走时”或“秒针平滑走时”，描述的是秒针在表盘上平滑地滑动，而不是逐秒跳动。
[10] 指某些高精度机械表中额外配备的一种机构。“恒力装置”是一种旨在确保向表的擒纵机构持续、均匀地供给能量的装置。
[11] 它是确保机械表正常运行和能效的重要部件，其作用是保证能量只朝一个方向传递，使表保持持续运转，并防止出现不必要的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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