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伟大钟表匠的世纪（第二部分）
作者：Sílvio Pereira
T'Moore - London No. 4550｜1750年｜珐琅表盘｜双层表壳｜黄铜
黄铜夹板，均力圆锥轮（fusée）机芯，配Graham调速装置的冠状轮擒纵机构（verge），雕饰华丽的摆夹及其底座。珐琅表盘。方形支柱
在18世纪制表史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将继续详细介绍这一世纪发生的技术演进，以及在此期间最具影响力的钟表匠。
Thomas Mudge的名字理应永远位列制表业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中，这不仅因为他的精湛技艺推动了这门艺术的发展，还因为他发明了杠杆式擒纵机构——在其发明近300年后的今天，无论是腕表、怀表，还是座钟、挂钟或落地钟，仍有很大一部分时计采用这一机构。
本文将介绍他以及其他多位18世纪的钟表匠，希望您喜欢。
祝您阅读愉快！
18世纪 （第二部分）
George Graham的继任者
Thomas Colley是Graham的雇员之一，在Graham于1751年去世后被其选定为继任者。Colley聘请了同样曾受雇于Graham的Simon Barkley作为合伙人。然而，1753年Barkley去世后，Graham的另一位老雇员John Priest接替了Barkley的位置，与Colley共事。
据推测，Justin Vulliamy曾拜访Graham的工坊，以进一步了解工字轮擒纵机构。与此同时，同样为Graham工作多年、专门制作工字轮擒纵机构的Larcum Kendall，很可能后来继续与Thomas Mudge合作。曾是Graham学徒的Mudge于1748年自立门户，并于1755年邀请同为Graham学徒的William Dutton成为其合伙人。
尽管Mudge体现了Graham的品质与创造力，但令人费解的是，他并未被选为Graham的继任者。然而，看似矛盾的是，Mudge与Graham同样性情平和谦逊，并且都对制表的种种奥妙有着深刻的认识。
George Graham工坊的所有前工匠和雇员，包括Larcum Kendall在内，在创办自己的事业时都沿用了相同的机芯结构和制造传统。
这些钟表匠制作的所有工字轮擒纵怀表都配有黄铜工字轮擒纵机构，其中大多数保留了擒纵轮的13个齿以及工字轮销钉的相同倾角[1]。
此外，他们同样采用珐琅表盘，其中许多为金质底盘，Mudge的作品尤为如此。他们制作的所有怀表都配有带雕刻实心底座的摆夹，以及同样经过雕刻的实心侧板。摆夹中央镶有大颗宝石，通常是钻石，由一枚以两颗螺丝固定的圆形烤蓝钢片（有时为抛光钢片）压住。
同样，所有镀金黄铜防尘盖都以相同的风格签名，其中大多数在不同位置刻有机芯编号，例如摆夹背面或上夹板上。
Graham的继任者们，包括Mudge & Duttons，将其中许多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例如，William Dutton之子Matthew Dutton制作的一些机芯仍遵循这些做法。
Thomas Colley，伦敦，第6648号，1755年
这是一枚配有镀金黄铜防尘盖的怀表。其机芯基于工字轮擒纵机构，夹板直径40毫米，摆夹底座未经镂空。表壳中央饰有对称雕刻，并以一颗钻石盖石点缀。
防尘盖内侧刻有机芯编号，这是Graham工坊的典型习惯。该表采用dead-beat[2]
式工字轮擒纵机构，保留了Graham原有的倾角，配有13齿黄铜擒纵轮。此外，它还配有钢制摆轮和3圈烤蓝钢游丝。
后夹板上刻有“Grahams Succ. (esso)r London 6648”，而防尘盖上则刻有“Graham's Succ. Tho. Colley London”。后来，这枚机芯换上了更宽的黄铜夹板和定制的白色珐琅表盘，从而被“加大”。
值得强调的是，这枚机芯是George Graham去世后最早制作的作品之一，因为他签名的最后一件作品编号为6590。此后的机芯均以“Graham的继任者”署名。
目前已知由Colley单独署名，或与Samuel Barkley、后来与John Priest联合署名的机芯总共只有约十枚。
John Priest，伦敦，第222号，1760年
这是一枚镀金黄铜怀表，一件精美的作品，配有全夹板均力圆锥轮机芯（直径35.5毫米）。圆形栏杆式支柱为其带来优雅精致的美感。亮点之一是雕刻精细的摆夹底座和摆夹，为设计增添了艺术感与细节之美。
摆夹中央镶有一颗耀眼的钻石，闪烁捕捉光线，为这件作品增添了奢华与独特的元素。后夹板上刻有“John Priest London 222”的签名，表明了机芯的来源与真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枚怀表是这位重要钟表匠为数不多的已知作品之一。
Thomas Mudge（1717年9月 – 1794年11月14日）
Thomas Mudge是Zachariah Mudge与Mary Fox的次子，生于Exeter。大约14或15岁时，他被送往伦敦，拜George Graham为师。Graham是一位重要的钟表匠，曾师从Thomas Tompion。Graham的工坊位于Fleet Street的Water Lane。1738年取得钟表匠资格后，Mudge开始受雇于伦敦的重要商人。
在为显赫的John Ellicott制作一枚极其复杂的时差表期间，Mudge被视为一位极具潜力的钟表匠。因此，他被直接聘请为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六世供应钟表。据确认，Mudge至少为费尔南多国王制作了五枚钟表，其中包括一枚可报分、报刻和报时的钟表。
1748年，Mudge在Fleet Street 151号开业，并在其昔日恩师George Graham于1751年去世后开始招聘员工。虽然他并非Graham的直接继任者，但正是Mudge完善了其导师所开创的原理与技术。他出色的作品很快为他赢得了卓越的声誉，成为当时最杰出的英国钟表匠之一。
1753年，Thomas Mudge与来自Oxford的Abigail Hopkins结婚，育有两个孩子。另一位Graham的学徒William Dutton，很可能从Mudge开设工坊之初就为其工作。大约1765年，Mudge聘请William Dutton为合伙人，此后所有作品均以“Mudge & Dutton”的名义完成。Mudge负责监督钟表生产，William Dutton则负责经营管理。
约1755年，甚至可能更早，Mudge发明了杠杆式擒纵机构，并首次将其应用于一枚时计中。这一擒纵机构堪称自游丝发明以来制表史上最伟大的单项创新。时至今日，几乎所有怀表和腕表天文台表中仍可见其身影。
Hans Moritz von Brühl伯爵（1736年12月20日 – 1809年6月9日）
1760年，Mudge被引荐给伯爵 Hans Moritz von Brühl（1736年12月20日 – 1809年6月9日）。这位萨克森宫廷的特命使节从此成为Mudge始终如一的赞助人。
1765年，经度委员会（Board of Longitude）邀请Mudge以专家身份协助分析Harrison的H4。由于Mudge向法国钟表匠Ferdinand Berthoud公开谈论了H4的构造细节，他与委员会之间发生了争执。Berthoud希望利用有关该构造的信息，将其融入自己的航海天文钟研究之中。
Mudge与此前的George Graham一样，为人正直、谦逊、无私，从不愿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他认为别人仿制他的作品是一种荣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能理解他为何向Berthoud透露H4的构造细节——他希望推动研制出尽可能完美的天文钟。
1765年，Mudge出版了《关于改进钟表方法的思考，特别是供航海使用的钟表》一书。众所周知，Larcum Kendall曾为Mudge工作多年。许多做工极为精湛的钟表或许都出自他手。
1771年，Mudge因健康原因退出了日常经营，离开伦敦，前往Plymouth与兄长John Mudge医生同住。从那时起，Mudge致力于研制一款航海天文钟，以满足经度委员会新制定的严格要求——这些要求在John Harrison早先的工作之后于1765年作了修订。1774年，他将其中第一台（见下文）送交评估，并因其设计获得500几尼。
1776年至1779年间，Mudge又完成了两台（“绿色”：1777年，“蓝色”：1776–1779年），不断尝试满足经度委员会日益严苛的要求。它们由皇家天文学家Nevil Maskelyne进行测试，并被判定为不合格。随后引发了一场争议，有人指称Maskelyne的评判有失公允。此前，当经度委员会拒绝向John Harrison全额支付1714年设立的奖金时，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争议。
最终在1792年，即他去世前两年，Mudge从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获得了2500英镑。该委员会作出了有利于Mudge、不利于经度委员会的裁决，而经度委员会当时由Sir Joseph Banks领导。
左：Thomas Mudge，“Green”，1777年，格林尼治海事博物馆。右：Thomas Mudge，“蓝色”，1776 – 1779年，直径12.25厘米：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1770年，乔治三世购买了一枚由Mudge制作、采用杠杆式擒纵机构的大型金表，并将其赠予王后夏洛特。
这枚表至今仍收藏于温莎城堡的皇家收藏中。
1776年，Mudge被任命为国王御用钟表师。
Thomas Mudge，1770年：杠杆式擒纵怀表。照片拍摄并经修改：timezone.com，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的皇家收藏。
Thomas Mudge在制表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被严重低估，他对制表进步的贡献主要因John Harrison的成功与声名而黯然失色。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当时没有任何其他钟表匠的制造品质能与Mudge & Dutton公司相媲美。
Thomas Mudge，Plymouth，第1号，1774年
Thomas Mudge，1774年，第1号航海天文钟，大英博物馆（1958,1006.2119）。照片拍摄并经修改：British Museum，伦敦
Thomas Mudge，航海天文钟，第1号，1774年，直径13.25厘米；发条驱动；八日链机芯；由同一发条盒内的两根独立主发条驱动；Mudge杠杆式擒纵机构；采用双金属摆轮实现温度补偿；独立珐琅表盘：左侧为分钟盘及对应度数，右侧为小时和度数，下方为秒；当地时间（通过观测确定）与格林尼治时间（由天文钟显示）之差即为经度；八角形桃花心木表箱，顶部、底部和侧面均为玻璃；外层为八角形桃花心木箱。照片拍摄并经修改：British Museum（1958,1006.2119），伦敦。
这台天文钟被送往格林尼治接受评审，在那里却大多遭到冷落，评价不佳。其游丝两次断裂，又有报告称它曾跌落，因此尽管它被认为是所有参评者中最精准的，仍被排除在经度奖的竞争之外。
Mudge将全部积蓄都投入到航海天文钟的研究中，很可能还因此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他甚至买不起一个金属外壳来保护自己的天文钟，如今这台天文钟存放在一个漂亮的上漆桃花心木箱中。
值得强调的是，Thomas Mudge于1774年制作的这台航海天文钟，直到1887年仍是最精准的。
Thomas Mudge，伦敦，第494号，1765年
这枚精美的怀表是一件镀金黄铜的真正杰作，采用全夹板均力圆锥轮机芯（直径47毫米），体现出制作过程中对细节的一丝不苟和精湛的手工技艺。
支撑它的支柱被雕琢成方形，呈优雅的栏杆式，赋予其精致而庄重的外观。摆夹及其底座雕刻精细，为设计增添了一份精致。
一大亮点是镶嵌在摆夹中央的钻石，为整枚怀表锦上添花，赋予其极致之美和无与伦比的奢华气息。后夹板上签有“Thomas Mudge London 494”，表明其来源、品质与真实性。这一细节增添了历史与传统的韵味，将其与那个时代伦敦才华横溢的钟表工匠联系在一起。
在机芯方面，它采用Graham式工字轮擒纵机构，保留原有倾角，体现出旨在优化性能与精度的精妙技术选择。此外，它还采用了13齿黄铜擒纵轮，同样有助于运行平稳而精准。
防尘盖与表身其他部分一样采用镀金黄铜，并同样签有“Thomas Mudge London 494”，遵循Graham工坊的惯常做法。这一细节增添了真实性，也是对这位著名钟表匠的传统与遗产的致敬。
总而言之，这枚怀表是一件融美感与卓越技术于一体的制表艺术品。
此后，Thomas Mudge在伦敦与William Dutton合伙经营，巩固了自己作为卓越钟表匠的声誉。尽管公司继续吸引着城中最优秀的钟表修饰师，但仅署Mudge一人之名的作品却十分罕见。
这一多产时期的一个显著例子，是1760年代研制的一款机芯，它因此前为John Ellicott所做的出色工作而获得认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有幸将西班牙国王纳入自己的客户之列。
同年，Mudge被任命为经度委员会的专家，彰显了他在该领域的学识与才华。
然而，繁重的工作开始影响他的健康，1770/71年，他退休并前往其兄长——一位杰出的医生——那里休养。
退休后，Mudge制作出了最美丽、最令人惊叹也最精准的航海天文钟。
William Dutton（1738-1794）
William Dutton是Buckinghamshire郡Marston的Matthew Dutton之子，自1738年1月5日起成为George Graham的学徒，并于1746年7月7日完成学业。
1766年，他开始在Clockmakers Company任职，并一直任职至1794年。
据推测，Dutton在Thomas Mudge于1748年开设工坊之初便开始为其工作。据估计，两人约于1765年建立合伙关系，由Dutton负责钟表生产。
1771年，Mudge因病退休，Dutton接手了全部业务。
在一段时间内，公司沿用了原来的名称，但到1780年代末，Dutton开始以“William Dutton”或“W. Dutton”署名。
在一段短暂的时期里，他与两个儿子Matthew和Thomas共同经营公司，作品开始以“W. Dutton & Sons（父子）”署名。
Thomas Mudge & William Dutton，伦敦，第1392号，1790年
这是一枚做工精巧、优雅的镀金黄铜怀表。它配有一枚出众的全夹板均力圆锥轮机芯（直径46.5毫米），见证了高超的手工品质。方形装饰栏杆式支柱增添了古典的雅致，而雕刻精细的摆夹则展现出非凡的艺术匠心。摆夹中央镶有一颗耀眼的钻石，平添光彩与奢华。
后夹板上带有“Thomas Mudge William Dutton London 1392”的尊贵签名。这一标记是制表传统与卓越技艺的保证。机芯内部为保留原有倾角的Graham式工字轮擒纵机构，确保了出色的性能。此外，13齿黄铜擒纵轮也见证了制作这枚怀表时的悉心与严谨。
表盘是一件以珐琅金制成的真正杰作，以其被称为“晚期甲虫”[3]的独特原创风格而引人注目。
珐琅的细腻层次与微妙细节赋予表盘无与伦比的美感，而扑克（火钳）形指针则增添了一份俏皮的精致。
同样采用镀金黄铜的防尘盖上，骄傲地刻有“Thomas Mudge William Dutton London”的签名及编号1392，遵循Graham工坊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从第1448号起，机芯均以William Dutton & Sons署名，标志着这些标志性作品在生产上的转变。一个值得一提的有趣事实是，在制作这枚机芯时，Mudge正饱受健康问题困扰，并且已离开伦敦的工坊前去投靠兄长。因此，这枚怀表是大师Thomas Mudge最后署名的作品之一。
这是一件体现经典高级制表传承的作品，必将吸引最挑剔的鉴赏家。
William Dutton，伦敦，第1363号，1790年
这枚精美的镀金黄铜怀表配有全夹板均力圆锥轮机芯（直径42毫米），展现了制作中的精湛工艺。方形栏杆式支柱赋予其古典的优雅，雕刻精细的摆夹更添一份精致。中央的宝石是一颗璀璨的钻石，为整体增添了奢华与高贵。
后夹板上刻有“William Dutton London 1363”的签名，见证了其来源与品质。机芯采用杠杆式擒纵机构，配有加大的黄铜擒纵轮，将功能与美感完美结合。与其他作品不同，这枚机芯仅带有Dutton一人的签名，彰显了它在制表世界中的独特性。
表盘以珐琅铜制成，呈现出迷人的奶油色调，这一色调是后来为增添其美感而施加的。每一处表盘刻度都经过精心处理，体现出这件令人赞叹的作品在每个细节上的精致。
这确实是一件融技术、设计与独特性于一体的艺术品。机芯的结构是大师Mudge和Dutton技艺与才华的保证。此外，机械部件采用独特的编号方式，有别于传统上与工字轮擒纵机构相关的模式。
(François) Justin Vulliamy 1712 – 1797
出生于瑞士的Justin Vulliamy约于1730年前往伦敦，渴望提升自己作为钟表匠的技艺。在英国首都，他有幸成为Benjamin Gray的学徒。Gray是一位声名卓著的钟表大师，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威望。
Gray的才华广受认可，1742年获封国王乔治二世御用钟表师的称号，这证明了他令人钦佩的技艺与声望。
在此期间，Vulliamy可能有机会与George Graham的工坊建立联系，以加深对工字轮擒纵机构的理解。与Graham的这次合作拓宽了Vulliamy在制表领域的经验与专业能力，丰富了他的技术知识。
约1743年，Justin Vulliamy与Benjamin Gray的女儿Mary结婚，两人随后建立合伙关系，作品以两人的名字共同署名。这段既是个人也是事业上的结合，最终促成了他们在伦敦Pall Mall 68号创立自己的工坊。在那里，他们延续了Gray家族的遗产，坚守传统，并将制表艺术提升到新的高度。
Vulliamy和Gray是伦敦最早采用George Graham所研发的工字轮擒纵机构的先驱，展现了他们在制表实践中运用最先进、最具创新性技术的决心。
1764年Benjamin Gray去世后，Justin Vulliamy全面接管业务，并开始仅以自己的名字“Justin Vulliamy”署名，标志着他在延续这家著名工坊时的独立与领导地位。后来，Justin Vulliamy的一个儿子Benjamin Vulliamy接手了家族企业的经营，确保了Vulliamy钟表的传统与卓越得以传承。
Gray/Vulliamy字母代码：
从一开始，Benjamin Gray在独立经营时就引入了一套特定的字母代码，用于为机芯编号。
一般而言，字母代码可以借助一把逻辑密钥轻松转换为数字序列。然而，Gray/Vulliamy的字母代码异常复杂，迄今只有一小部分被破解。
起初，他们使用三个字母的代码，但大约在1812年改用四个字母的代码，使其更加神秘莫测。此外，Benjamin在生产过程中还在作品上使用别样的签名，展现出他玩文字游戏的才能。
其中两个签名是“Fras Risdon”，它由Fra (nçoi)s——Benjamin父亲的瑞士家族姓名——与“Risdon”组合而成，后者是Benjamin Gray之妻Maria Risdon的娘家姓。另一个别样签名是“J Gray”，它 显然组合了Benjamin父亲的名字“Justin”以及他祖父的姓氏“Gray”。
这些签名的使用表明了Benjamin对Vulliamy制表世家渊源的深厚情感与自豪。要破解这套字母代码，很可能需要将这些名字考虑在内。
除了字母代码，Benjamin和他的团队还使用数字代码，这些代码不一定遵循逻辑顺序。这类数字代码常用于品质较低的作品。
Benjamin Gray & Justin Vulliamy，伦敦，代码：ois，约1745年
这枚精美的镀金黄铜怀表（直径36毫米）配有工字轮机芯，其擒纵轮同样为黄铜材质，属Graham式。
支柱为方形栏杆式，为设计增添了优雅气息。摆轮为钢制，配有螺旋游丝，确保精准与良好运行。
原装表盘为金质，饰以“威尼斯”珐琅。与传统珐琅（George Graham所用）相比，这种珐琅在烧制过程中需要更高的温度。这一材料选择体现了这枚怀表对细节的关注与卓越品质。用于表盘的其他材料不足以承受制作威尼斯珐琅所需的高温。
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均以黑色绘制，分钟刻度圈内带有圆点，这是Gray/Vulliamy作品的典型特征。
这枚机芯被认为是享有盛誉的合伙人Gray/Vulliamy所研制的已知最早作品之一。
Benjamin Gray & Justin Vulliamy，伦敦，代码：nco，约1750年
镀金黄铜工字轮机芯怀表（41x35毫米），配有13齿黄铜擒纵轮和Graham式调速装置。此外，它还采用蛋形夹板和栏杆式支柱。
偏心小秒针位于6点位置的独立副表盘上。遗憾的是，一些重要部件已经缺失，如摆夹、调速装置、侧板、表盘板、均力圆锥轮、链条、摆轮和游丝。
照片拍摄并经后期修改：Sotheby's，Masterpieces from the Time Museum Part 2，纽约，2002年6月19日，第18号拍品
已知的蛋形怀表仅有约四枚。其中两枚分别收藏于伦敦的British Museum和伊利诺伊州Rockford的Time Museum（后者最后一次于2002年6月在Sotheby's New York的“Masterpieces from the Time Museum”拍卖中以45,000美元售出）。
Benjamin Gray在1743年与Justin Vulliamy合作之前，就已开始制作这些异形怀表。这类怀表最早的版本并不完全是蛋形，而更像一面盾牌。无论是盾形还是蛋形，都赋予怀表优雅的外观，而两者共同的特征——位于6点位置的大型秒针盘——则格外引人注目，并暗示着极高的精度。盾形或蛋形夹板的制作完全依靠手工，因此相当费工且极具挑战性。
注释：
[1] 指这些特定的怀表采用了一种工字轮，其擒纵轮有13个齿，用于驱动该轮。工字轮上销钉的倾角，是指工字轮相对于擒纵轮的倾斜方式，以确保轮齿的正确啮合，以及为调节怀表走时而进行的能量的适当传递。
[2] 也称为“止动式工字轮擒纵机构”，是一种让钟表以精确的时间“跳跃”前进的擒纵机构。
[3] 指一种擒纵机构，其运动方式类似于缓慢爬行的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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