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Harrison与John Jefferies，伦敦，约1748年
John Harrison与John Jefferies制作的落地式标准钟，伦敦，约1748年 @ Sotheby's
与John Harrison有直接关联的钟表极为罕见，而私人收藏中能见到的更是凤毛麟角。这里展示的落地式标准钟正是其中一例。它最早由Humphrey Quill上校在其1966年出版的John Harrison传记中提及，此前仅为钟表界一小圈鉴赏家所知，并且由于两百多年来一直归同一家族所有，长期几乎不为公众所见。
这台落地式标准钟由Harrison的著名钟表匠John Jefferys制作，采用了Harrison著名的栅形摆的一种版本，并配备了著名的含油愈疮木（lignum vitae）滚轮，用以消除金属部件中产生的摩擦。这台钟很可能独一无二，代表着与史上最伟大的钟表头脑之一的切实联系。这台标准钟非凡的流传经历几乎完整，但关于其第一位主人以及订制的细节仍存疑问。也许在275年之后，这幅拼图的最后几块终将得以拼合。
P.L. Tassaert依据Thomas King的画作所作的John Harrison版画，1768年8月1日出版 @ Sotheby's Picture Library
John Harrison（1693-1776）或许是钟表界最著名的名字之一。他出生于约克郡的Foulby，是一名木匠之子。Harrison继承了父业，却在业余时间自学了钟表制作技艺。20岁时，他制作了自己的第一台落地钟，更不寻常的是，其机芯为木制。Harrison早期的木制落地钟仅有三台存世，如今全部收藏于公共机构。
1714年，就在Harrison制作第一台落地钟仅一年之后，英国政府宣布将向解决海上经度测定问题的人提供20,000英镑（约合今天的500万英镑）的巨额奖金。这笔奖金的天然吸引力激励年轻的Harrison努力提高自己钟表的精度。18世纪20年代，他与兄弟James合作，制作了至少三台设计创新、精度更高的落地钟。1726年，Harrison发明了铁制栅形摆，以补偿温度变化引起的摆长变化。作为木匠，他对各种木材的了解使他选用了愈疮木——一种极为坚硬且天然含油的木材——来减少钟表中的摩擦。人们相信，他最精确的三台钟在当时位列有史以来最精确的钟表之中。但这些钟表依靠钟摆来保证精度，而在公海上不断摇晃的船只上是无法使用钟摆的。
在对传统钟表进行实验和改进之后，Harrison将余生献给了解决海上计时问题的事业，先后制作了著名的航海钟H1、H2和H3，最终又制作了H4和H5，它们是传统航海天文钟的先驱。前四台收藏于格林尼治的National Maritime Museum，第五台则收藏于伦敦Science Museum内的Worshipful Company of Clockmakers藏品中。Harrison最终从未直接获得那20,000英镑的奖金。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获得过。Harrison的工作报酬是分期支付的，在与“Board of Longitude”经过长期抗争后，直到八十岁时才收到奖金的最后一笔款项。
John Harrison的技术创新以及他排除万难的决心，为后继者进一步发展航海计时技术、彻底解决海上经度测定问题铺平了道路。这是一份延续至今的非凡遗产。
《Jefferies钟》，Jonathan Betts撰
John Harrison与John Jefferies制作的落地式标准钟，伦敦，约1748年 @ Sotheby's
对钟表匠而言，John Jefferys的名字总会与天文钟的伟大先驱John Harrison（1693-1776）联系在一起。正是Jefferys受Harrison委托，制作了那只如今闻名遐迩、制于1753年的怀表。这只怀表性能卓越，促使Harrison在计时项目上改变方向，专注于研制用于海上经度测定的较小尺寸机芯。遗憾的是，Jefferys于次年去世；倘若他在世，必定会受聘协助制作H4。正是凭借H4，Harrison革新了航海天文钟的概念，而H4也被证明是所有精密表中的第一只。Jefferys制作的这只怀表目前由The Corporation of Hull, Trinity House出借，在Clockmakers' Company Museum展出。
可能接替这一角色的是Jefferys的前学徒Larcum Kendall（1719-1790），而受托复制H4、以证明其他钟表匠也能复制Harrison设计的，也正是Kendall。由此，Jefferys与钟表史上这一辉煌时期的先驱们紧密相连。Jefferys制作Harrison的这只怀表想必耗时两三年，尤其是因为其设计极不寻常，采用了Harrison独有的温度补偿擒纵机构，因此可以合理推测，这只怀表是在1750年或1751年前后订制的。然而，两位制作者之间还有更早的联系：即1748年制作的那台著名且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标准钟，人们简称它为“Jefferies钟”——也就是本次Sotheby's拍品。
John Jefferys
John Jefferys（c.1703-1754）出生于伯克郡Newbury以东几公里处小镇Thatcham附近的Midgham。他的父亲也叫John Jefferys，已知他至少有四个兄弟：Benjamin、Samuel、William和Joseph。Jefferys出身于一个可追溯至Daniel Quare的贵格会钟表匠世家。Quare是John Foster（1680-1687）的师傅；Foster又是Edward Jagger（1694-1702）的师傅，而Jagger则是John Jefferys的师傅（1717年11月4日，学徒期7年，费用35英镑）。John是Jagger先后收下的五名学徒之一，另一名学徒是John的兄弟Joseph。学徒期满后，John在St Andrews Holborn教区（Harrison所在的教区）立业，并娶了Rebecca为妻；由于John Yeates在Jefferys的遗嘱中被提及为其姻兄弟，Rebecca娘家姓很可能是Yeates。这份于1754年7月18日登记的遗嘱中没有提到任何子女，Rebecca为遗嘱执行人。
据说Jefferys主要是一名报时机芯的制作者。因此，他的作品很可能大多未经署名，被广泛装入其他制作者的钟表之中。不过，他偶尔也亲自制作成品，如今仍有少量由Jefferys署名的优质钟表存世。
Jefferys钟
John Harrison与John Jefferies制作的落地式标准钟，伦敦，约1748年 @ Sotheby's
然而，署有他名字的这台标准钟，其品质却完全不在同一层次。这台钟多年来经历了一系列历史性改动，表盘上刻有三段独立的拉丁文铭文，部分讲述了它的历史。有关这台钟的信息和历史描述来自其最后的主人Lloyd Baker家族保存的一系列信件［为已故的Robert Foulkes（1916-1986）制作的这些信件的打字副本随本拍品附送］，而经过仔细研究，钟本身也揭示了它的许多过往。
Mary Black与Thomas Black所绘Dr. Messenger Monsey（1694-1788）肖像，1764年 @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1748年最初向Jefferys订制这台钟的人是谁至今仍不确定，但可以知道，最迟在1768年，它已归古怪的Dr. Monsey所有。翻译表盘上的拉丁文铭文可知，第一段铭文称这台钟于1748年由John Jefferys（因拉丁文中没有Y，故写作Jefferies）——“一位才华横溢、勤勉刻苦的人”——制作。第二段铭文记载，它是在John Harrison“的指导下”制作的，并称Harrison是“不列颠最杰出的工匠，是它的荣耀，也是它的耻辱”。Monsey显然同情Harrison与Board of Longitude之间的抗争，于是在此将自己的观点留给了后人。
表盘细节 @ Sotheby's
“……在John Harrison的指导下”这一说法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最可能的含义似乎是Harrison担任了设计和制作的顾问。也许最初的主人原本希望拥有一台Harrison亲手制作的钟，但被告知他过于繁忙，不过他仍以“顾问”身份参与了制作。这是目前已知Jefferys与Harrison之间的最早联系；至于Harrison当时是否已认识Jefferys并推荐了他，还是Jefferys在那时才被介绍给Harrison，目前尚不清楚。第三段铭文位于表盘中心下方，似乎刻在原署名的位置之上，原署名推测为“John Jefferys / London”。这段铭文记载这台钟于1768年由Joseph Barber“修复”，其下方刻有“London”字样，笔法要自信得多，很可能来自先前的署名。据信件所述，Barber对这一添加感到不安，称他并不认为自己对这台钟所做的工作值得任何提及。
Joseph Barber很可能就是那位自1721年9月15日起师从William Webster（后转给Edward Archer）的钟表匠，不过他在St Anne's Soho工作，似乎并不是Clockmakers' Company的成员。后来，一位来自St. Anne's的Joseph Barber（很可能是同一人）于1755年收了一名学徒John Kingsmell，学徒期七年，费用10英镑。
历史性改动
钟上的痕迹表明，这台钟最初制作时，采用的是George Graham在此前二十年间引入的那种标准钟样式。这台钟配有带温度补偿的铸铁摆，与Graham及其工坊主管John Shelton所制的完全相同，并采用标准钟式表盘。表盘最初很可能是一整块镀银黄铜板，设计用于在拱顶部分显示温度，表盘后方、机芯右侧悬挂着一个黄铜与钢制成的双金属片。这一设计与现藏于伦敦Goldsmiths' Company的一台钟极为相似：那台钟带有时差显示，署名为Boston的John Berridge（尽管几乎可以肯定是George Graham在伦敦为Berridge制作的），并配有一支以完全相同方式在拱顶上显示的双金属温度计。这台钟在1748年1月致Royal Society的一封信中有所描述，同时还署有Holbeach的Samuel Frotheringham之名；据致Royal Society的那封信所述，他正是其双金属温度计的发明者。这两台钟之间是否有关联、有何关联，以及这类温度计的发明是否真的可以归功于Frotheringham，尚需进一步研究。
仔细研究这台钟的机芯可以发现，表盘曾经过一次审美上的“改良”，很可能就是Joseph Barber于1768年所做的“修复”工作。主表盘的中心部分以及在拱顶上构成温度刻度的半圆，似乎被切割下来，装配到一块抛光黄铜的断拱式表盘上（很可能取自一台既有的落地钟），使这台钟具有更为传统的装饰外观。不过，这块“更新”后的表盘被安装在保持原貌的标准钟机芯上。
原始机芯
机芯细节 @ Sotheby's
这枚厚实的月走标准钟机芯，据Lloyd Baker家族的信件来看，似乎直到19世纪30年代都未经改动。它结构独特，显示出Harrison参与的痕迹。所有轮系都采用减摩滚轮，滚轮中心均为lignum vitae制成。机芯最初似乎由一对发条盒和大轮驱动（因此表盘上有两个上弦孔），两个大轮共同带动装在它们之间的下一级齿轮的同一个齿轴。这几乎完全卸去了第二个齿轮枢轴的负荷，只剩下来自下一级（中心）齿轴的反作用力；这一设计类似于Harrison的H1航海钟中所见的双起点均力圆锥轮。由于配有双发条盒，这台标准钟无需续动装置，因为在给一个发条盒上弦时，另一个仍在运转。
机芯细节 @ Sotheby's
Lloyd Baker家族的信件记载，19世纪初，Harrison的儿子William曾检查过这台钟。他记得早年曾见过它，并证实减摩滚轮上带有lignum vitae制成的轮毂。信件还描述了钟上原装的擒纵机构：“共有4根杠杆，擒纵轮的每个齿对应两根，（……）使钟摆在所有季节中都保持一致”。尽管这一描述并非毫不含糊，但几乎可以肯定它描述的是被称为“独立锁定擒纵机构”（‘independent-locking dead-beat escapement’）的装置。这种精巧的擒纵机构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直进式擒纵机构（dead beat），但它多了第二对擒纵叉瓦，能够独立锁定擒纵轮，从而避免了典型直进式擒纵机构中传统叉瓦锁定时摩擦力的变化。它最早由钟表匠Alexander Cumming（c.1732-1814）在“The Elements of Clock and Watchwork of 1766”中发表，他本人暗示这是他自己的发明；但后来，自然哲学家兼数学家John Robison（1739-1805）在描述它时称其发明者不详。因此，除了在擒纵机构的冲击面上加一点油之外，这台钟完全不需要任何润滑。
已知的历史
尽管这台钟最初的主人目前不详，但不太可能是Dr. Monsey。显然，正是他聘请Barber来“更新”这台钟的外观；如果钟是他本人订制的、配有较为朴素的标准钟表盘，就不太可能这样做。这台钟也极不可能是为Harrison本人或其家人制作的。这种擒纵机构的设计虽然看来比传统擒纵机构有了很大改进，而且对非专业人士而言可能比蚱蜢式擒纵机构更容易制作，但仍不是Harrison会认为理想的设计。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确定，1768年时这台钟归Monsey所有。
MESSENGER MONSEY
Dr. Monsey不仅是一名医生，还是那个时代“哲学绅士”的典型，对机械之物情有独钟。在他去世一年后出版的一部简短传记中，作者写道：
“Dr. Monsey的某个房间专门用于机械，里面陈列着杂乱无章的钟摆和齿轮、钉子和锯子、锤子和凿子……拥有一台出色的座钟和一只好怀表始终是他的骄傲；他拥有一台价值不菲、做工精美的钟，部分由Barber先生组装。”
1788年Monsey去世后，这台钟似乎被Joseph Barber购得，作为标准钟用于他在苏活区Dean St的店铺中。在Barber晚年，William Lloyd Baker和他的朋友Richard Earle Welby常常到店里拜访Barber。19世纪初，Barber已是年事已高，Welby说服他出让了这台钟，随后由位于“in the Strand”的Grimalde and Johnson的William Johnson加以修复。1820年，Welby将这台钟转交给他的朋友William Lloyd Baker，此后它一直留在后者的家族中。
Lloyd Baker家族后来一位成员在信件中的一则笔记记载，1839年这台钟走时不可靠，被送到Bruton St的钟表匠“Mr Jeffreson”处（很可能是Samuel Jefferson（Loomes, 2006），1809-1851年间在Bruton St经营，身份为“威尔士亲王御用钟表匠”）。遗憾的是，笔记还写道，他“经过多次尝试”仍未能解决问题，并建议拆除所有减摩部件，当时也照此办理。看来极有可能的是，双发条盒传动和擒纵机构也在那时被更换，同时换上了现在的插销与挡板式续动装置以及镶红宝石的“直进式”擒纵机构。笔记指出，经过这次处理后，“这台钟此后一直走得相当好”。这只高品质的胡桃木贴面钟壳在此期间未经重大改动，总体而言，这台钟历经数十年仍保存良好。
结语
尽管后来发生的技术改动令人遗憾，但这台钟仍是Harrison与Jefferys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物，留存着许多关于其起源的有趣证据。它是少数仍在公共博物馆收藏之外的“Harrison式”物件之一。
IPR感谢Sotheby's允许发表本文。同样，Sotheby's感谢格林尼治Royal Observatory（National Maritime Museum）荣誉馆长Jonathan Betts MBE在研究和编目这台钟时提供的帮助。
这件拍品的估价为30万至50万英镑，但此后已撤拍。
有关Sotheby's及这件拍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拍卖行页面，点击这里。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