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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人的历法走向全球

2小时前
讀畢需時 33 分鐘

作者:Telo Ferreira Canhão

IWC 葡萄牙系列万年历腕表,International Watch Company,

18K玫瑰金,型号 IW503302。




基本资料


品牌: IWC

型号: Portuguese Perpetual Calendar

参考编号:IW503302

制造国:瑞士

制造年份:不详

类别:男表/中性表


机芯


机芯:自动上链

机芯型号: 52610

动力储存:168 h

宝石数: 54


表壳


表壳材质:18K玫瑰金

直径:42.3毫米

厚度:15.6毫米

防水性能:3 ATM(30米)

表镜:蓝宝石水晶

表盘数字:阿拉伯数字

表圈材质:红金

表盘:银色

表底:透明蓝宝石水晶


功能:

  • 月相,

  • 日期,

  • 月份显示,

  • 四位数年份显示,

  • 万年历

  • 7天动力储存显示

IWC Schaffhausen创立于1868年。1939年,两位葡萄牙商人向这家瑞士品牌订制一款具备航海天文钟精度的腕表,IWC Portugieser系列由此诞生,如今已拥有众多出色的型号。IWC迄今制作的最复杂的机械表是Portugieser Sidérale Scafusia。除太阳时外,这款腕表还显示恒星时;恒星时与太阳时每天相差约4分钟,在天文学中被广泛使用。



如今,佩戴带日历功能的腕表十分常见。日历表是一种机械仪器,除了时、分、秒之外,还显示一个月中的日期,有时显示星期和月份的名称,有些表甚至显示月相。腕表的日历通常分为三类。最简单的是全历腕表,只显示日期,也可能显示星期和月份的名称,有些还显示月相。这类腕表在不足31天的月份总要手动校正(cf. Oliveira, 2007: 34)。其次是年历腕表,其机构显示日期、星期和月份名称,能兼顾30天和31天的月份以及28天的二月,也可能显示月相。但由于不考虑闰年,每四年必须手动校正一次(cf. Oliveira, 2007: 34)。最后,最为精巧的是万年历腕表,它是针对一个天文问题的复杂机械解决方案,可显示秒、分、时、日期、年份、星期和月份名称以及月相。借助齿轮、发条和摆轮,它们得以再现地球绕太阳的公转,自动判断当月是28天、30天还是31天,并计算闰年。多亏格里高利十三世,这种历法只需在每个世纪交替时校正一次,但能被四百整除的世纪除外,后文将会说明。事实上,万年历腕表是一件技术杰作,无论当月有多少天、是否为闰年,日期总能正确显示。显然,这意味着保证万年历始终无误运行的技术装置既多又复杂。因此,主要是最顶级、价位最高的制表品牌才会在其系列中推出这类腕表。不过,一些现代技术已经让部分万年历腕表走近越来越广泛的大众(cf. Oliveira, 2007: 34-36)。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历法的全球化


Anno Domini(A. D.)是一个拉丁语表达,意为“主的年份”,用于标记西方最常用历法中公元1年之后的年份。在西方世界,计时方式是线性的,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为起点,因此被称为基督纪元。从这一刻起,向后计算的是此后的时间(公元——凡未注明者均视为基督诞生之后的日期),向前计算的是此前的时间(公元前),日、月、年在两个方向上依次累加。组织和计算时间的体系建立在对天体运行的观测之上,也就是天文学之上,因此被称为历法(calendário),这个词源自拉丁语kalendae,即罗马历中各月第一天的名称。[1]计时与历法都是非常古老的事物,随着人类定居生活的发展,它们几乎在各地相继出现。那么,我们今天使用的历法起源于何处?大多数人知道它叫格里高利历,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格里高利十三世;还有一些人能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儒略历,它以其主导者尤利乌斯·恺撒命名。但他们也就止步于此。能再往前追溯的人寥寥无几!然而,我们可以追溯得更远,甚至直到新石器时代。虽然人们知道,在世界其他地方,动植物的驯化也催生了各种不同的历法,但我们可以把这场探索一直追溯到古埃及,把那个古老文明与今天的西方历法联系起来。确实如此:在古埃及,一年已有365天,分为12个月,各有名称,而且它比罗马历完善得多。


得益于全球化,今天世界各地无论远近都有快速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推动了全球化最初的目标——经济和社会层面,也通过文化全球化推动了各地传统和潮流的传播。随着信息和交通的流量与速度不断增长,许多原本只属于某地或某一地区的事物都已全球化,如今每个地区,grosso modo(大体而言),都生活在本土保存与国际交融的混合之中。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这样的例子:即使在最偏远、最原始的地方,也总有一件或几件“现代”物品!从历史上看,文化全球化的开端主要是由欧洲的霸权推动的,欧洲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其他各大洲的民族;但各地的地方价值依然得以保留,并逐渐进入、扎根于其他地区,有时远至世界的另一端,而且往往在此过程中自我重塑。今天,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已深深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让地球上不同的文化与社会并肩呈现。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餐饮业: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来自各种纬度、各种风味的餐馆——意大利、印度、越南、尼泊尔、日本、中国、泰国、安哥拉、巴西……更不用说随处可见的美国大型快餐品牌了。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一种地方性构想扩展到整个地球,其起源要久远得多。而且是在人们还不知道何为全球化、更没有预见到这一概念会出现的年代!最非凡、最古老的例子之一,就是我们所使用的历法。尽管还存在一些地区性历法,主要是宗教或节庆历法,但西方历法是全世界国际交往的工具。正如我将要讲述的,它起源于古埃及,很可能甚至早于法老时代。关于时间观念和埃及历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2006年),后来经过改写以英文发表(2013年),两者均列于参考文献中,但都没有着重于这一视角。



古埃及的时间计算


我们今天对永恒的理解是:它是无限的,既无开始也无终结,也就是时间的不存在;既然它超越时间,便无法用时间来衡量。古埃及人以二元的方式表达永恒的概念,正如埃及几乎一切事物那样。他们的时间观建立在两种互补的永恒观念的结合之上:djet,一种线性的周期计算,每当新王登基便开始一个新周期,周期彼此相继,不可逆转且永无止境,“说到底,是无时之时中的时间之缺席”(Araújo, 2001: 350),其“土地”限定符使它更多地与恒久和延续的观念相关;[2]以及neheh,一种连续不断、永无终结的循环计算,因为它不断重复,建立在宇宙现象的周期性之上,尤其是太阳的运行——太阳不断自我更新,每天重新开始其周期——因此与“诞生”“变化”“生成”的观念相联系。古埃及的历史观本身就是对永恒回归“初始之时”的“庆典”,即回到造物主确立原初秩序、而法老必须维护这一秩序的时刻。通过奥西里斯神话,国王自视为新的奥西里斯,进入永恒(neheh),永久地(djet)——这两个概念一同出现时,表达“永永远远”的意思。这是两种不同概念的完美共存:一种是由传统和宗教仪式所标记、因而与神圣相关的循环时间;另一种是更多由日常活动所规范、因而属于世俗的线性时间。这两种概念的结合代表了时间的整体(Canhão, 2006: 39)。


365天的一年

显然,务实的埃及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永恒观而不去计算时间。不以任何开创性事件为标记,每年365天,从每位国王登基时算起。新周期的第二年从本年最后一天的次日开始,依此类推。到了下一位国王,计数便从零重新开始。


365这个数字最初很可能是在前王朝时期或新石器时代末期之前计算出来的:方法是对依据月亮观测所得日数的系统记录求平均值,或者观测某颗参照星两次出现之间的间隔——后文将会看到,这颗星就是天狼星。


太阳年的季节

这种计数独立于太阳年所划分的三个季节。这三个季节确实存在,完全依据农业需要来确定:


-Akhet(泛滥期,即洪水季,按儒略历为7月19日至11月14日,按现行历法为6月15日至10月11日);[3]


-Peret(植物生长期,即冬季,11月15日至3月14日,按现行历法为10月12日至2月8日);


-Shemu(收获期,即夏季,3月15日至7月13日,按现行历法为2月9日至6月9日)。


月份

每个季节(ter)有四个月(abed),每月三十天(heru),编号从1到30,共计360天,另外再加上五天(heru renpet——“在年之上者”,被视为年之外的日子,编号从1到5),希腊人称之为闰余日(epagómenos),合计365天,年终之时庆祝“岁首开启”,即新年。在五个闰余日中,依次纪念奥西里斯(mesut Usir,7月14日/6月10日)、荷鲁斯(mesut Hor,7月15日/6月11日)、塞特(mesut Set,7月16日/6月12日)、伊西斯(mesut Iset,7月17日/6月13日)和奈芙蒂斯(mesut Nebet-hut,7月18日/6月14日)的诞生;在最古老的赫利奥波利斯神学中,这五位神祇代表“时间”。而在一年的第一天,即7月19日/6月15日,则庆祝“拉神的诞生”,mesut Ré(cf. Canhão, 2006: 40)。出于对粮食生产的关切,古埃及历法以月亮观测为基础,并结合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周期,而泛滥则用称为“尼罗尺”的装置来测量。每个月都有一个名称,通常是当时举行的节日的名称,同时也是所庆祝神祇的名字。这一点在中王国时期的孟菲斯地区得到了证实:


-阿赫特季第1月称为 特基,第2月称为 梅内克特,第3月称为克内特胡托尔,第4月称为内赫布考;


-佩雷特季第1月(第5月)称为 谢夫贝德特,第2月(第6月)称为 雷克哈阿,第3月(第7月)称为雷克内杰斯,第4月(第8月)称为 雷内努特;


-舍穆季第1月(第9月)称为孔苏,第2月(第10月)称为克内特克提佩雷特吉,第3月(第11月)称为伊佩特赫梅特,第4月(第12月)称为乌佩特伦佩特(Allen, 2000: 108)。


到了新王国时期,这些名称大多发生了变化,这主要反映了底比斯所举行节日的主导地位。通过强化神名化命名——即赋予它们神的名字,或由神名构成其名称,这是古埃及为人取名时的常见做法——这些埃及名称在希腊语中得以保存,至今仍用于科普特教会的宗教历法。新名称(括号内为希腊名)如下:


-阿赫特季第1月为杰胡蒂(托特),第2月为帕内伊佩特(帕奥皮),第3月为胡托尔(阿希尔),第4月为卡霍尔卡(科伊亚克);


-佩雷特季第1月为塔阿贝特(提比),第2月为帕内帕梅凯鲁(梅基尔),第3月为帕内阿蒙霍特普(法梅诺特),第4月为帕内雷内努特(法尔穆提);


-舍穆季第1月为帕内肯苏(帕孔斯),第2月为帕内伊内特(帕伊尼),第3月为伊皮普(埃皮菲),第4月为梅苏特拉(梅索里)(Allen, 2000: 108; Depuydt, 1997: 129)。依据不同资料,其中一些名称还有异体。


月份名称主要出现在节日表或私人信件中,在普通文本中很少见。[4]在普通文本中,若要记录某事件的日期,则采用如下固定的纪年方式:“第6年(即在位年数),冬季第2月第12日(即佩雷特季第二个月帕内帕梅凯鲁的第12日),在上下埃及之王陛下治下(随后是在位法老的加冕名)”。例如,见于《埃伯斯纸草》背面(verso)的象形文字日期为:

[5]


闰余日的位置也有所不同。虽然一年的最后一天总是梅苏特拉月30日,五个闰余日都在年之外,但在古王国时期它们位于年初之前,而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则被置于年末。


图1 - 公转:一年中的36颗旬星。地球公转运动每经过十天,就会出现一颗新星。地球位于A时,只能看到外侧即夜晚一侧的星。太阳使人无法看到天狼星,这是它的不可见期。位于B2(入夜时分)的观测者因地球本身的遮挡而看不到天狼星;但在B1(夜将尽时),他会在黎明前一刻看到天狼星:这就是天狼星的偕日升。在C处,天狼星整夜可见。

图1 - 公转:一年中的36颗旬星。地球公转运动每经过十天,就会出现一颗新星。地球位于A时,只能看到外侧即夜晚一侧的星。太阳使人无法看到天狼星,这是它的不可见期。位于B2(入夜时分)的观测者因地球本身的遮挡而看不到天狼星;但在B1(夜将尽时),他会在黎明前一刻看到天狼星:这就是天狼星的偕日升。在C处,天狼星整夜可见。


把太阴月自然地划分为不规则的四段,至今仍大致是我们各月天数不等的由来。在埃及文明初期,他们很可能使用七天和八天交替的星期,以配合月相;但这种做法很快就被一种规则得多的制度所取代:埃及的月由三个旬组成,每旬以一颗旬星(decano)的出现为标志。埃及的旬星是随着地球的运动,尤其是自转和公转,而诞生、存活和消亡的星,因此被称为“活着的星”(ankhu),与之相对的是拱极星,因始终可见而被称为“不知毁灭的星”(ikhemu-sek)。在旬星周期中,每颗旬星的完整行程为360°。旬星共有36颗,由于地球的公转,每颗星各可见十天,其名称即由此而来(Sauneron, 1970: 80)(图1)。这样,一年被分为36个十天的时段,每个月分为三旬:tepi为第一旬,her-ib为第二旬,pehui为第三旬。所有旬星都有各自的名称和神格。例如,以天狼星出现为开端的旬星周期称为tepa-kenmut,其神为塞布。虽然埃及人并不知道“星期”一词,但用今天的话说,每一旬相当于一个十天的“星期”。在这一十进制体系中,最后一颗旬星与第一颗旬星之间相隔的五天,由旬星周期之外的闰余日来填补(36×10天=360天;或12个月×30天=360天;或3个季节×120天=360天),因此它们被放在36旬之后,至此一年365天才告完整。


图2 - 自转:每夜可见的十二颗旬星。由于地球自转,每颗旬星标示夜间的一个小时。在春分和秋分时,夜间每小时等于一天的二十四分之一。



旬星制度的运作

正是旬星制度本身的运作,使埃及人把一天分为二十四小时(unut),每小时等于一天的二十四分之一,每小时六十分钟(Brier & Hobbs, 1999: 77):十二个夜间小时,即“黑暗之时”,十二个白昼小时,即“太阳之时”,以天顶的太阳为参照。白昼依太阳的运行自然分为十个小时,另加两个晨昏小时,即黎明和黄昏。由于在夏季,在埃及的纬度上,每夜只能看到十二颗旬星在黑暗中升起(图2),他们便把夜晚分为十二个“小时”。夜间的系统是这样运作的:第I旬星在7月19日/6月15日之夜开始时升起,它离开视野便标志着这一夜的结束,随后的九个夜晚也是如此。接着,这一职能由第II旬星接替十天;再过十天,又由第III旬星接替,依此类推,直至第XXXVI旬星。每隔一天的二十四分之一,下一颗旬星便会出现,等待属于它的“指挥”之旬。于是,星钟被编排成表格:三十六列,每列对应一旬;十二行,每行对应夜间的一个小时。闰余日使这一简单的方案变得复杂,为此又引入了另外十二颗中间旬星。每颗旬星都从一旬到下一旬,规则地沿对角线向上移动。

每个小时都对应一对神祇和一个名称,主要用于天文文献。例如,白昼的第一小时称为ubenut,“光明者”;夜间的最后一小时称为peter neferu neb set,“目睹拉神之美者”;白昼的第六小时即正午称为ahat,“直立者”,表示影子垂直。但在日常文本中,小时以序数来称呼。例如:unut mehet-10 net heru是“白昼第十小时”(下午四点),unut 4-nut net gereh是“夜间第四小时”(晚上十点)。把白昼和黑夜各分为十二小时,似乎最初源于埃及,这或许与全年维持昼夜在分点时相等的实际需要有关,又结合了神话因素,例如拉神在夜间旅程中穿越的冥界杜阿特的十二个区域,也可能是与一年分为十二个月相类比。



六十分钟的小时

不过,把一小时分为60分钟是巴比伦人引入的。他们使用苏美尔人创造的六十进制;苏美尔人最早发展天文学,并把至今仍用于计时的数学方法应用于天文学(60可以被30、20、15、12、10、6、5、4、3和2整除)。他们把一天分为十二个双小时,一小时分为六十个双分钟,一分钟分为六十个双秒。虽然埃及人没有把一分钟分为六十秒,但他们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一分钟仍是过长的时间单位,因为他们把at视为最小的时间单位,通常译为“片刻”“瞬间”,没有确定的长度(Shaw & Nicholson, 1995: 58)。除了宗教和天文场合使用的名称外,还有一些民间对小时的称呼,其中某些表达与白昼或夜间的时刻在数字上相对应,例如:em duá,“在早晨”;nu en seti-rá,“为口准备香膏之时”,即午餐时间;mesit,“晚餐”“一天的最后一餐”;er ter en khani,“在夜之时”。



计时器具与技术

图3 - 标有白昼第一至第六小时刻度的影钟。


一天从日出开始,当时有多种测量时刻的器具。白天使用影钟,希腊人和罗马人称之为“晷针”(gnómon),字面意思是“指示者”。它是一种简单的日晷,测量由一根杆产生、水平、垂直或倾斜地投射在平面或曲面刻度面上的影子的长度或方向(图3)。

图4 - 计时器具,由一块刻有点状刻度的木板和两根垂直的木制晷针(或称“标杆”)组成。连接两根晷针的横木所投下的影子的位置指示时刻。埃及,公元前1000—前800年。科学博物馆,伦敦。

图5 - 在帝王谷一名工匠小屋地面上发现的日晷,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第十九王朝。这件计时器比在古埃及发现的同类日晷早约一千年,后者属于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332年—公元395年)。


最简单的日晷可以有两根垂直的晷针,即“标杆”,由一根横木相连,横木的影子投射在水平木板上用简单圆点标出的刻度上,以此指示时刻(图4)。然而,一支瑞士埃及学家团队最近在帝王谷——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60—前1070年)埃及统治者的安葬之地——发现了一件与我们今天许多日晷相似的日晷,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埃及日晷(图5)。它可追溯至公元前13世纪,更确切地说是第十九王朝(约公元前1292—前1186年),发现于帝王谷一名工匠小屋的地面上。这件计时器比在古埃及发现的同类日晷早约一千年,后者属于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332年—公元395年)。它制作在一块扁平的石灰岩陶片(ostracon)上,用黑色绘有一个半圆,分为12个区段,每段约15度,每段中间有小圆点,可能是为了提供更精确的时间。在各区段分隔线交汇处的小孔中,大概会插入一根金属或木制的垂直销钉,借其投影来显示一天中的时刻。据该团队负责人、埃及学家Susanne Bickel及其同事称,这件器物可能有两种用途之一:一是与法老墓壁上所刻的插图文本配合使用——这些文本描绘被分为十二小时的夜晚,如《冥世之书》(Amduat,“冥界(杜阿特)之物之书”)所见,以及太阳神穿越冥界、克服每个小时之险阻的旅程——日晷或可用来直观表现这些小时的长短;二是仅仅用来计量工匠的工作时间。[6]

图6 - 星钟:merkhet (A)与劈开的棕榈叶柄(B);天文表(C)在此例中

列出了阿赫特季第二个月帕内伊佩特第16日的星表。

由于日晷在夜间无法使用,人们便利用旬星来确定夜间的十二个小时。根据对旬星的观测,人们使用一种星钟,即merkhet,“知识之器”(图6A),是一根带铅垂线的横杆;还有劈开的棕榈叶柄(图6B),一根用棕榈叶柄制成的叉形杆,上端有一个V形切口,用作瞄准器。两者配合使用,作用类似于星盘(Sales, 2001: 121)。借助两件merkhet和两根棕榈叶柄,人们透过V形切口把瞄准线对准铅垂线,并与北极星对齐,确定南北方向,再根据旬星越过这条线的中天来估算时间。观测星辰的变化是专司计时的祭司的职责(图7)。他们相当于天文学家,系统地测量参照星的高度,记录在表中(图6C),并与以前的记录相比较(Rachet, 1987: 45)。虽然并不精确,只是大致如此,他们却能在夜间任何时刻判断当时是几点。这是一项每十五天进行一次的系统工作,因为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使星辰的位置不断变化。

图7 - 埃及祭司天文学家观测与记录星辰的复原设想图。

自新王国时期起,一份完整的星表由二十四份分表组成,每月两份,不计闰余日。这些半月一次的天文表描绘一名跪在地上的男子,他面向观者,身体周围环绕着排列在背景网格上的星辰,网格由九条竖列和十二条横行组成(图6C)。这是两名负责计时的祭司之一的形象。每幅图只画出这两名天文学家中的一人,两人在神庙的平屋顶上沿南北方向相对而坐。他有一块记录板,用来记下夜间每个小时参照星的位置,还有一件天文瞄准器,用来观测记录板上所绘的星辰进入南北线的时刻。


这样,他们就能随时指出夜里的几点。观测者根据星辰相对于其同伴身形轮廓所处的位置来标示它在天空中的位置:在身体中部上方、右肘上方、右耳或右眼上方,或者在左眼、左耳或左肘上方(图6C)。这种旬星的中天在网格内侧的七条竖线上标出。现存有一些精美的旬星表,其中最著名的位于塞提一世墓的拱形天顶上,按相当完整的时刻表编排,并附有各自相关的神祇。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王陵中的星表主要用于装饰,人像旁星辰的位置与相应表格的说明并不完全一致,甚至互相矛盾。


就图6C的例子而言,即阿赫特季第二个月帕内伊佩特(帕奥皮)的第十六日,我们看到:

十五天后,即阿赫特季第3个月哈托尔的第一天,星辰在新的表中占据如下位置:

再过十五天,到同一个月 哈托尔的第十六日,星辰在另一张表中的排列如下:




图8 - 卡纳克水钟,年代为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公元前1402—前1364年)。右上方为其内部标示一年12个月的点状刻度,下方为其外部装饰的三个视图。


新王国时期又发明了另一种计时器具,白天黑夜都能使用:漏壶,即水钟(图8)。最古老的水钟可追溯到第十八王朝。它们是石质、铜质或陶质的容器,体积相当大,外部饰有铭文和时辰神祇的形象,内部刻有时辰刻度,底部有一个出水孔。由于旬星的运行、出于宗教原因,或两者兼而有之,埃及人把长短不一的夜晚分为十二等份。事实上,除了每年两次的分点之外,一年中其他所有的昼夜长短都不相等,这是因为地轴相对于其公转轨道是倾斜的;这种倾斜不仅决定了季节,还使夏夜短、冬夜长。水钟内部不同的刻度给出了随季节和月份而变化的夜间小时长度。水流出速度的快慢,是通过改变水流经过的孔径来实现的;水以同样的节奏流出,直至每夜的十二份流尽。由于流传至今的只有单孔水钟,人们必须随季节更换器具;根据一位名叫阿蒙涅姆赫特的人所留铭文的残片,单孔水钟是对多孔水钟的改进。这种改进型水钟的发明者不仅记下了国王阿蒙霍特普一世认为它是“万物之中最美之物”,还特别说明,从他那“绝佳的测量之器中,水只从唯一的一个孔流出”(Erman & Ranke, 1976: 449-450)。此外,还有一些水钟的图像同时描绘夏日和冬日的太阳,前者画得比后者更高。[7]各种计时器的使用表明,埃及人交替使用由旬星确定的小时、等于分点时地球自转时间二十四分之一的分点时,以及长度随月份变化的太阳时,并据此为各种计时器标刻刻度。


古埃及的双重历法

埃及人并不看重月亮周期,也不看重日数计算与太阳实际运行之间的偏差(在365.2500天的太阳年中可容纳12个354天的太阴月,因为月亮回到同一月相需要29天半)(Savoie, 1998: 102; Bomhard, 1999: 6)——儒略历后来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在整个文明史中几乎没有改变自己的历法。但他们并非不了解这些问题,也没有完全置之不理。正如公元前1世纪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罗得岛的盖米诺斯在Elementa Astronomica中所说,埃及人试图“依太阳来安排年,依月亮来安排日和月”。[8]对埃及人来说,太阳年自然标示出支配其农业年的天文现象。他们留意到这一点,便在每个太阳年的第一天庆祝另一个“岁首开启”,它独立于由国王登基所引发的线性纪年中每年的第一天。这一天由夜空中最亮的星在东方出现来确定,这颗星就是塞佩德特,即天狼星(希腊语seirios;拉丁语sirius),属于大犬座,经由拉丁语俗称“小犬星”(Canícula)。它每年总是在7月19日出现(peret sepedet),此时尼罗河开始上涨(Shaw & Nicholson, 1995: 42)。年度星辰周期与尼罗河的生命乃至埃及人自身的生存之间建立起的这种关系,使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洪水的永恒回归与天狼星的年度周期相吻合。[9]他们视之为吉兆,在这颗星中看到了女神索普德特(希腊人称索提斯),即泛滥之主。她既被等同于第一瀑布地区的守护女神萨提特(或萨特),也被等同于伊西斯——伊西斯为奥西里斯流下的泪水使尼罗河水上涨。


当时有两种历法同时使用:一种以太阳的运行和月相为基础——民用历或游移历;另一种以天狼星的偕日升为基础——天狼星历或固定历。然而,尽管两者之间的协调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例如天文周期之间的不一致,或每个365天的太阳年多出的¼天),但根据以天狼星和猎户座——天狼星的男性伴侣[10]——为依据的天文文献、各种星辰拟人形象乃至其他非天文文本,法老时代的历法极有可能把太阳、月亮和天狼星的周期统一为一个单一体系,即长达1461年的“大年”。这一体系并不废除民用纪年,反而以维持民用纪年为前提,因为历法相对于天体时间每四年落后一天的偏差,要到所谓“天狼星周期”届满的1461年之末才会消除(Sales, 2001: 166)。


在所有恒星中,天狼星的“年”最接近太阳回归年:前者为365.2500天,后者为365.2422天。要让天狼星历与太阴历保持同步,就必须每四年增加一天。假如这样做了,这个问题就不再是一种附带现象,而会成为一项决定的结果,这项决定将阻止两种历法——天狼星历和太阴历——各自独立演进,从而破坏两者之间天然存在的结合机制;这一周期每1460年完成一次,对它而言,游移年是完全绝对的。这是两个在数字上相等的周期:小周期为四个365天的年再加一天,共1461天(太阴历);大周期为四乘365年再加一年,共1461年(天狼星历)。


这一双重历法既为围绕计时的技术操作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更广泛地看待时间本身的演变提供了基础:他们没有闰年,但每四年落后一天的偏差在1461年之后得以消除(Bomhard, 1999: 28-30)。由于地球的公转运动,地球每年都会回到同样的位置,因此天狼星年与季节直接相关。但如果说天狼星年是同一参照纬度上两次偕日升之间的时间间隔,那就必须知道这个参照地点是哪里,因为偕日升随纬度而变化。在古埃及,这个地点很可能是三角洲西部的布托。


图9 - 荷鲁斯·杰尔的小牌,约公元前3000年,阿拜多斯。


澄清这一问题的,是在阿拜多斯发现的荷鲁斯·杰尔(第一王朝第二或第三位国王,约公元前3000年)的小象牙牌(图9)。它用仍十分原始的象形文字书写,其释读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我们赞同这样一种观点:牌上记载了天狼星的出现与洪水开始之间的关系,而布托这一地名的出现,可能证明了双重历法确立的古老。牌上有两列朝向中央的文字,中央是一个太阳符号,即方尖碑(tekhen),这是至少自第一王朝起就被视为神圣的“太阳之光”,很可能唤起 国王的太阳属性。左侧自上而下,从serekh[11]开始,读作hor djer dep,“救助德普(布托)的荷鲁斯”,或者结合下一句,“在德普终结[饥荒]的荷鲁斯”;右侧则是 su sepedet akhet,字面意思是“洪水随天狼星到来之日”,即“在岁首开启之时”。以母牛形象表现天狼星的例子并非仅此一个,[12]这很可能与“天之母牛”的概念有关——她是法老和埃及的“哺育者”与守护者,是一个融合性的形象,可以表现为伊西斯、哈托尔、塞赫麦特、索提斯或塞克哈托尔。母牛角上的羽毛寓意洪水的周期性回归,[13]在天文构图中通常作为天狼星冠冕的一部分出现,其上一般还有日轮。此外,布托符合天狼星偕日升所要求的地理(纬度)和历史(古老程度)条件(Bomhard, 1999: 46-49)。


天狼星周期也是人们试图更准确地确定历法创立年代的出发点。由于在公元139年,即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138—161年在位)统治期间,偕日升恰好与我们现行历法的第一天重合,依次减去1461年的周期,首先得到公元前1322年,即第十九王朝之初;接着是公元前2783年,即第二王朝、古王国开始之前的早王朝时期;再往前是公元前4244年,即新石器时代末或前王朝时期之初,在下埃及相当于梅里姆达文化和奥马里文化,在中埃及相当于法尤姆A文化,在上埃及相当于塔萨文化(Rachet, 1987: 59)。[14]


尽管两者之间有一定的不协调,埃及人仍让游移历和固定历这两种历法都保持运作。文献中偶尔提及此事,表明天狼星年在行政场合从未取代民用年。他们意识到使用游移年的弊端,称之为“坏的”、不正确的,与“好的”、正确的相对,但即便如此,它也从未取代固定年,而固定年是作为一种义务来使用的。这与神学本身及其仪式相矛盾,尤其是太阳崇拜在历法的性质中得不到体现。但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使用游移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历法的运作依赖于两个基本要素:开启固定年的天狼星升起,以及如何协调天狼星年多出的四分之一天。为此,天狼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图10 - 拉美西姆祭庙(公元前1279—前1213年)天顶上天文周期的水平排列。


虽然古典作家已经知道天狼星周期,但直到商博良(Champollion)破译象形文字(1822年)之后,才有可能通过解读各种文献来加以证实,而这些文献大多对研究埃及天文学和年代学更有价值,而非用来确定历法的结构。但《埃伯斯纸草》的背面(verso)则不然:它是唯一一份把天狼星日期与游移年节日表联系起来的手稿,两者都指向阿蒙霍特普一世在位第九年(Bomhard, 1999: 31-33),[15]据此可以分析历法的结构性和时势性两方面。象岛石碑、卡洪书信、梅迪内特·哈布历法和布托石碑也为这一主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他来源(通常是王陵和祭庙)汇集了与行星、天狼星和月亮神祇有关的信息。[16]


对于历法研究而言,有两件天文构图尤为重要:卡纳克水钟 (图8),呈环形排列(Bomhard, 1999: 15-17);以及拉美西姆祭庙天顶(图10),呈水平排列(Bomhard, 1999: 84-85)。两者都有三栏:


-上栏为天狼星、旬星和行星(拉美西姆第II栏:包含旬星周期、旬星和行星的天狼星年);


-中栏为北天星座和月亮神祇(拉美西姆第III栏:太阴年和月周期);


-以及下栏,其中法老有时被等同于太阳神,向代表各月的神祇致敬(拉美西姆第IV栏:法老祭祀代表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的十二个节日的神祇)。


大多数图像只包括前两栏。不过,拉美西姆还出现了第四栏,即第I栏,表现所有周期所依据的游移年。


正如在所有天狼星历的图像中一样,天狼星和猎户座总是出现在上栏的中央部分(拉美西姆天顶第II栏),似乎主宰着整个画面。在最常见的表现中,天狼星被置于一条船上,以女神伊西斯的形象出现,正如其旁所刻的名字所示:伊西斯或索普德特;在她前方,同样乘船并被神化的是萨赫,即她的伴侣猎户座,其上方是构成该星座的三颗星。尽管不同文献和时代之间存在细微差异——多位学者对此作过解释——天狼星和猎户座始终保持面朝旬星行进方向的姿态,但猎户座身体向后转向伊西斯,仿佛要去迎接她,何况两条船是船头对着船头。这种相对标志着时期的界限,即年度周期的分隔:猎户座宣告上一年的结束,伊西斯—天狼星则开启新的一年。


虽然埃及人有表示行星的专门词语(guenemu),但他们通常用seba一词同时指恒星和行星(这使我们无法在狭义的“恒星”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尽管他们对两者有所区分:36颗旬星构成一个整体,行星则构成另一个整体,被单独放在闰余日旁边;在两栏式的图像中,两者都位于上栏(拉美西姆天顶第II栏)。在法老时代,肉眼可见的五颗行星都已被识别出来。根据它们的轨道与地球轨道的关系,它们被分为内行星,即水星和金星(sebeg和djai-benu),以及外行星,即火星、木星和土星(hor dechre、sebá-resi和hor ka pet)(Bomhard, 1999: 72-74)。闰余日则画在这两组之间。


下栏表现的是月亮、其月周期以及不同于固定年的太阴年(拉美西姆天顶第III栏)。在森穆特墓和塞提一世墓等的天顶上,月亮神祇与其他所绘元素一起被排列、定向和安置。太阴周期中的每个月相都与一个特殊节日相对应,各有其名称:新月——pesedjenetiu,上弦月——senet;满月——semedt,下弦月——denit。月亮渐盈阶段的日子用一座同样逐级上升的十四级台阶来表现,每级台阶上有卡纳克九柱神中的一位神祇。顶端是托特,他献上古埃及最强大的象征——“神圣之眼”,即udjat,也就是代表满月的荷鲁斯左眼,它曾被塞特挖去,后由托特找回(Bomhard, 1999: 79-79)。


正如古埃及人似乎已通过观测行星运行并确定其会合周期而认识到的那样,一颗或多颗行星的某一位置周期性地重复出现,便可用来建立一套纪年体系。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由祭司精英主导的埃及天文学,本质上是一门具有宗教性质的学问,旨在回应实际需求——除了测量时间和洪水的开始之外,例如还能依据宗教原则正确确定神庙和陵墓的朝向。但他们从未达到巴比伦天文学的辉煌。尽管他们精确测定了北极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分辨出无需任何仪器即可看到的行星,观测过日食和月食,注意到流星的存在,并追踪过一颗明亮的天体,可能就是哈雷彗星(Sauneron, 1970: 30),但他们未能对这些天文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尽管上述一切都需要大量的观测,但埃及天文学总体上仍相当初级。



古埃及历法的希腊化


公元前332年希腊人在埃及定居后,认为保留这种宇宙历法用处不大,因为游移历即太阳历已严重错位。他们转而试图建立一种机制,不仅纠正这种错位,还要从此避免它再度发生。两种历法之间每四年相差一天,结果每一百二十年岁首就会移动一个月,这促使托勒密三世“施惠者”一世(公元前246—前221年)试图以法令解决问题(公元前238年的卡诺普斯法令),在游移年中每四年增加第六个闰余日。但对托勒密王朝来说,改变托特的神圣法则并非易事。无论如何,所选定的日子并不是托勒密法令中的那一天——天狼星升起之日——而是游移历中托特月的第一天,在改革那一年,这一天落在偕日升之后41天。加入这一天之后,原来的游移年变成了固定年,从此埃及有了两种固定历法:以天狼星出现为开端的天狼星历,以及在天狼星升起41天后的托特月第一天开始的亚历山大历。这一变更始终遭到强烈抵制。



希腊化古埃及历法的罗马化


公元前1世纪,亚历山大是古代世界除罗马外人口最多的城市地区。来自希腊世界、罗马、波斯、阿拉伯的无数民族和文化,包括一个庞大的犹太社群,与埃及人和努比亚人等本地居民汇聚一堂。晚期希腊化文化在那里繁荣发展。正是通过亚历山大,埃及向地中海世界敞开了大门。在同一世纪,罗马民用年比太阳年超前三个月,显示出罗马历由来已久的不完善——它起初是太阴历,后来是阴阳历。正如Maria do Rosário Laureano dos Santos所说:“罗马人在计算时间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所有文明民族都是如此,只有少数例外,比如埃及人,他们曾细心地观察时节的更替”(Santos, 2006: 119、125)。让我们来看看罗马历是如何运作的。


第一部罗马历被归于罗慕路斯,其起始年代约为公元前753年。那是一部太阴历,一年有10个月,每月30或31天,共304天。其余61天正值冬季,不计入历法。一年从三月春分开始,安排如下:

Martius(31天) Sextilis(30天)

Aprilis(30天) September(30天)

Maius(31天) October(31天)

Junius(30天) November(30天)

Quintilis(31天) December(30天)(Santos, 2006: 119-120)


公元前1世纪,在约公元前713年努马·庞皮留斯改革之后,一年仍从三月开始(直到公元前153年都是如此),[17]但历法已经同时兼顾月亮和太阳。各月的开始仍与月相的开始一致,30天的月改为29天,在历法末尾增加了两个新月份,并且每两年再加一个22或23天的闰月墨西多尼乌斯(Mercedonius),以补足太阳年。这部新的罗马历比以前精确得多,它以属于阴阳历的雅典历为基础。然而,计时仍远未完善。罗马历一年的长度增加到355、377或378天,平均366.25天,安排如下:


Martius(31天) Quintilis(31天) November(29天)

Aprilis(29天) Sextilis(29天) December(29天)

Maius(31天) September(29天) Januarius(29天)

Junius(29天) October(31天) Februarius(28天)(Santos, 2006: 120)


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就任Pontifex Maximus(大祭司)后,和所有担任此职的人一样,开始负责历法的运作。他试图通过增加必要的天数来调整罗马所庆祝的纪念日的日期,以解决问题。因此,为了在公元前45年把年份校准,公元前46年破例长达445天,相当于罗马建城后第708年,这一年被称为“ultimus annus confusionis”(“最后的混乱之年”),此说见于5世纪初罗马作家马克罗比乌斯的著作《农神节》(Santos, 2006: 120)。


从公元前45年起,罗马人采用了埃及365天又6小时,即365.25天的太阳历,把所需的额外天数加到较短的月份中。公元前25年,奥古斯都下令每四年在2月23日和24日之间插入一天,称为“双六日”(bissextus),因为三月朔日(calendas)前的第六天被计算了两次。这一天为其所在的年份命名,但那时它还不是2月29日——当时并不存在这一天。为了纪念奥古斯都,元老院把此前称为Sextilis的月份以他的名字命名,并重新分配了各月的天数,使Augustus月不短于献给 尤利乌斯·恺撒的月份。经过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干预,一年12个月的名称和各月的天数最终确定下来:Ianuarius,31天;Februarius,28或29天;Martius,31天;Aprilis,30天;Maius,31天;Iunius,30天;Iulius(纪念尤利乌斯·恺撒),31天;Augustus(纪念奥古斯都),31天;September,30天;October,31天;November,30天;December,31天(Santos, 2006: 119、125)。七天为一周,约为一个月相的时长,它在儒略历生效之后、帝国时期之初开始使用。这些或许是直至格里高利大改革之前历次改革中最重要的几次。这部历法被称为儒略历,一直使用到1581年12月31日。


尤利乌斯·恺撒在整个罗马世界推行的这部先经希腊化、后经罗马化的埃及历法,在数学上极为简洁。虽然在前古典时期(苏美尔、巴比伦……)或古典时期(希腊)的古代还有其他历法,但这部历法除上述调整外,无需通过插入日或月来不断调整,可用于为任何官方或半官方、宗教或世俗的行为标注日期,以至于尤利乌斯·恺撒称其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部明智的历法”(Posener, 1970: 40)。在这件事上,为他出谋划策的是埃及历法学家亚历山大的索西吉尼斯(Santos, 2006: 120)。人们对这位埃及人知之甚少,但他成功地让尤利乌斯·恺撒接受了自己的主张,因为这些主张建立在一种已被证明确实行之有效的千年实践之上。也正是在这时,历法失去了全部宗教含义,开始被视为一种单纯的计时工具。



从儒略历到格里高利历


1582年1月1日,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对这部经希腊化和罗马化的埃及历法进行了最后一次重大改革,由此推行了我们今天所熟知、至今仍在使用的格里高利历。


由于与太阳公转实际时长(365.2422天)之间存在微小差异,每4年便多出一年,这促使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 于1582年对其加以修正,去掉相对于官方日期累积超前的十天(1582年10月4日之后紧接着是1582年10月15日)。此后,又引入一条规则来避免误差:只有以零结尾、且为400的倍数的年份才是闰年。这样,每100年减去一天,每400年加上一天,也就是说每400年取消三个闰年。格里高利改革不仅确立了现行历法,还使其根基深深扎在古埃及之中(Canhão, 2006: 58-59)。



结论


埃及历法显然具有旬星性质,以天狼星作为天文图像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元素,民用年——自古以来最常用的年——便围绕天狼星来组织和确立,这一体系包含了天文周期自我调节的自然方法。分点时本身也是根据一年的长度来确定的:每十天出现一颗新的旬星,它的运行每天前进一度,360天完成一周。十二组、每组三旬,构成与月亮周期相吻合的十二个月,再加上闰余日,使游移年达到365天。所缺的四分之一天在每年天狼星升起时计入,而由此每四年产生的那一天则被略去。民用年与天狼星年之间的校准,以1461年为周期自然完成。事实上,沿纵轴解读拉美西姆祭庙天顶(图10),可以看到天狼星作为体系的pivot(枢纽),开启天狼星年、天狼星周期、旬星周期和太阴年,其精确、稳定和恒久由坐在djed柱上的托特来象征,柱子的四级台阶寓意天狼星的四分制。此外,在所有天文图像中,与月亮及其周期有关的那一栏总是位居第二,这似乎并不支持历法原本或本质上是太阴历的观点。因此我们认为,古代大多数民族发展了以月相为基础的历法,并人为地修正其与太阳年之间的偏差;而埃及人在不放弃这一方面的同时,利用恒星并借助自身的自我调节手段,创制了一部以季节周期为基础的历法。埃及历法被构想为一件真正的永恒之作。


把上述各种因素结合起来,便可以在不同的历法之间,包括我们今天使用的历法,进行对照。不仅像《埃伯斯纸草》这类文献揭示了埃及人游移年与固定年之间的关系,而且分点或偕日升等某些天文事件,也为任何历法提供了固定的参照点。因此可以说,埃及游移历的夏季第三个月,对应其固定历中新年节的月份;新年节从托特月的第一天开始,相当于儒略历的7月19日,而儒略历的这一天又相当于孟菲斯纬度上我们现行历法的6月15日。显然,建立埃及年代学十分复杂,除天文学外还须考虑其他因素:王表、历史文献、传记铭文、埃及节日的太阴日期、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希伯来诸王名单的对应……而在书面遗存缺失或稀少时,还要求助于考古发掘出土的其他类型资料。正因为如此,古埃及年代学至今仍有许多出入。其中许多确实很小,但依然存在。然而,所有这一切——包括埃及民用历与天文周期之间的轻微不精确,以及试图为人类及与之相互作用的一切事物的起源提供解释的浓厚神话色彩——都没有妨碍许多专家把埃及历法视为当今普遍使用的历法的基石,认为它是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历法中最合理、最有序、最清晰的一部。


事实上,现行的格里高利历并不是格里高利十三世创造的。他的天文学家们只是完善了儒略历,消除了在此前各次改革之后仍然存在的缺陷。而尤利乌斯·恺撒也不是任何历法的创造者。他同样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尤利乌斯·恺撒认识到,埃及历法最接近阴阳体系,远胜于当时罗马帝国所用、天数不足的历法,于是采用了它,并作了一些修改。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1461年的附带现象,力求让时间校正更快捷,并能在人的一生中完成。这样,每年多出的四分之一天便可每4年校正一次。因此,这部历法在整个罗马帝国得以推行,要归功于尤利乌斯·恺撒。后来,教会、商人和大航海时代进一步扩大了它的传播,时间和现代化完成了其余的一切。今天,已经没有人称它为埃及历法,但正是它通行于全世界,也就是说,它已经全球化了。即使在拥有其他历法(主要是宗教或节庆历法)的地区,世界各地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也都以这部历法来统一。也就是说,一种地方性的现实——埃及的现实——在不断适应和改进的过程中,始终没有变得无法辨认其起源。它突破了仅限于尼罗河流域的使用范围,先是在mare nostrum(地中海)周边扎根,然后进一步拓展视野,最终走向全球。无论是商务还是休闲,与世界任何地方联系时,让我们彼此同步的正是时区和这部历法——埃及的、罗马的、格里高利的历法:我们能在某年某日某时与某人交谈,靠的正是这些无与伦比的工具得到普遍认可。许多人还把它戴在手腕上——那些既小巧又伟大的计时机器,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容纳了全部机械复杂性,囊括整套天文结构,可以从秒一直测量到年,中间经过分、时、日、周和月,更不用说月相以及腕表的其他测量功能,例如简单的动力储存显示。


如果说大多数人无法追溯到尤利乌斯·恺撒之前,那甚至也不是他们的错!这要归因于事件的自然发展。古典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受到研究:从14世纪中叶起,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人文主义者把古典时代作为重塑中世纪生活、开启近代的典范。埃及学研究则要晚得多才开始,其起点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于1822年破译象形文字。这约五个世纪的差距,使古典研究相对于埃及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领先;但正如我们认为刚刚就一个主题所证明的那样,许多其他领域早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之前就已开始发展。可以肯定、众所周知的是:我们越是回望过去,就越能看清未来。


注释:

[1] 罗马人对每月的三天有特别的名称:每月第一天称为朔日(Calendas)(Kalendae),对应新月出现;每月第5日或第7日称为上弦日(Nonas)(Nonae),对应上弦月月相;每月第13日或第15日称为望日(Idos)(Idus),对应满月之日。在一月、二月、四月、六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上弦日在第5日,望日在第13日;在三月、五月、七月和十月,上弦日在第7日,望日在第15日。其余日子用倒数的方式来表示。例如:9月3日称为九月上弦日前3天,9月7日称为九月望日前7天,9月20日则称为十月朔日前11天(Santos, 2006: 119、125)。
[2]参见下文(infra)象形文字铭文中的最后一个象形文字,它位于蛇的下方,是倒数第三个字符。
[3]我们与现行历法即格里高利历相对应的日期只是近似值,每个季节可能相差前后一天,因为它们取决于变化的天文现象。不过,三者合计无疑是360天。
[4]人们认为,月份名称在埃及口语中很常用,就像今天我们用“一月”表示“第一个月”,用“二月”表示“第二个月”,用“三月”表示“第三个月”等等。
[5]虽然没有标明月和日,但可读作renpet hor hem en nesu-bit djeser-ka-ré ankh djt,意为“第9年,在上下埃及之王杰塞尔卡拉(阿蒙霍特普一世)陛下治下,愿他永生。”(《埃伯斯纸草》,背面)。
[7] 虽未明言,但这是对以下事实的经验性认识:地球沿椭圆轨道运行,太阳位于圆锥曲线的一个焦点上,地球在1月经过离太阳最近的近日点,在7月经过离太阳最远的远日点。
[8] Geminus, 8, 7 apud Santos, 2006: 122.
[9] 由于天上与地上现象之间的关联只有经过长期观测和数据记录才能发现,时间与历法的守护神是一对神祇:智慧、书写和月亮之神托特,以及书写与测量女神塞莎特。
[10] 在天狼星历的图像中,天狼星和猎户座总是一同出现在中央位置。
[11] serekh是一种象形文字符号,表现刻有国王荷鲁斯名的王宫正面,通常上方站着一只隼,表达“荷鲁斯在宫中”的概念。
[12] 丹德拉神庙多柱厅入口处的一幅浮雕上也有类似的描绘。
[13] 在此,它让人联想到托特化身为舒前往努比亚、把洪水带回埃及的旅程。
[14] 有些人接受这最后一个年代作为历法的起点,另一些人则认为固定年最初并不与天狼星相联系,而是从太阴历发展而来,因此认为这一年代不可接受。他们往前推约一千年,推至约公元前3400年,并考虑到闰余日的名称,把历法的发明归于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当时赫利奥波利斯是一个统一的地方王国的首都,正值前王朝时期末,在那尔迈可能完成统一之前或之际,因此也就是荷鲁斯·杰尔的时代或与之相近的时代。
[15] 这就是前文所引的日期。
[16] 这些图像寓意国王的太阳、星辰与宇宙命运。其年代从第八王朝一直到后期埃及。
[17]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年份的计算方式与现在不同。一年的第一天是执政官任期的第一天,每一年都是当年就任的两位执政官之年。他们在十二月就职,在三月望日,即次年3月1日掌权。例如,公元前154年是卢基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和昆图斯·奥皮米乌斯之年,但前者遇刺身亡,由马尼乌斯·阿基利乌斯·格拉布里奥接替;他们是最后一批以3月1日作为任期开始、也就是一年第一天的执政官。公元前153年是昆图斯·富尔维乌斯·诺比利奥尔和提图斯·安尼乌斯·卢斯库斯之年,前者在被任命为执政官时,受命继续其父在西班牙(Hispânia)的事业,平息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叛乱。为了维护罗马的利益,他请求在任命后立即就职,并获得批准。这一天是1月1日,罗马的一年从此开始于这一天,至今依然如此。直到共和国末期,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才开始从罗马城建立之日起纪年,最常用的是公元前753年,这是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为罗马建城所推算的年份(cf. Santos, 2006: 120-121;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列表,见https://pt.wikipedia.org/wiki/Lista_de_c%C3%B4nsules_da_Rep%C3%BAblica _Ro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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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图1、2、3、8、9、10改编自Bomhard, 1999: 65, 65, 68-69, 15-16-17, 48, 18-19;图4改编自http://cienciaviva.org.br/index.php/2020/05/03/construarelogiosolegipcio/;图5改编自http://www.ciencia-online.net/2013/03/ relogio-de-sol-do-antigo-egipto.html;图6改编自Erman & Ranke, 1976: 449-450;图7改编自Franci, 20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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