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钟
“如果能把地球的全部生命浓缩在一年之内,人类将在12月31日11点45分出现(Hitti,1961)。”
由于时间既非实体,也看不见、摸不着,人类在立志测量时间时,便接受了一项充满挑战的目标,创造并发展出种种迷人的装置,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打动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

塔钟开启了这段旅程。它们起初庞大而坚固,后来逐渐变小,一点点走进了我们的家中。先是挂钟和座钟,随后是怀表和腕表。这些永恒的计时机器起初几乎遥不可及,后来越来越为普通大众所拥有。
本文专门聚焦于塔钟,探讨其从诞生到历经数百年演变的历史以及其工作原理。文中还将谈及葡萄牙的铁制钟表制作,突出其在历史背景下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作为补充,本文还将记述一次参观帕尔梅拉城堡圣地亚哥教堂塔钟的经历,以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人们为保护和弘扬这一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所付出的努力。
人与周围自然的关系不可避免,自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同样不可避免。自然界的大周期(年、月、日)不间断地循环往复,使人类在与这些周期相处时形成了种种习惯。组织和计算时间的尝试,几乎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年、季节、月、日(光明与黑暗不间断地交替)、太阳可见的运行轨迹等,都是始终规律重复的自然周期的例子,正因如此,它们也成为后来对其加以整理的人们生活中的指引。

如今,我们可以把一秒分成十份甚至一百份;但如果设想自己身处13世纪——第一批塔钟出现的年代——最小的时间单位或许就是“日”。那时生活节奏不那么紧张,时间测量的精确度也更为相对。从日出到日落为一个工作日,影子最短时即为正午。锄头柄投在地上的影子标志着休息时间,诸如此类。
教会的重要性
教会及其各修会最终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这一机构早已有将一天划分为更小“部分”的习惯,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教规礼仪以及劳作与休息的安排。也正是在教会中,首次出现了设计一种能够自动协助计算一天各个时段的机械装置的推动力。
尤其是对“日”——最古老的时间单位——的划分,成为第一个重大目标。把一天分成更小的周期,得益于教会的重要贡献。修道院的钟由修士(敲钟人)敲响,宣告的时辰包括晨课经、第一时辰经、晚祷或夜祷等, 它们是这种日常安排的部分例子,分别对应黎明(4响)、日出(3响)、日落(3响)和入夜(4响)。这种以钟声进行的报时,由负责在一天中的指定时刻手动敲钟的修士承担。钟声作为与民众沟通的手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负责这项任务的修士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完成工作,会依据垂直日晷来校准;在夜间或阳光不足的日子里,则依靠漏壶(水钟),或依靠刻度蜡烛——它大约每小时会落下钉子或重物,发出提示的声响。
那时的岁月平静而从容。也许人与自然的联系更能为人所感知。
塔钟
这些钟体积庞大、分量沉重,最初由铁和木材制成,齿轮由巨大的重锤驱动;重锤沿着钟楼下降,钟楼必须足够高,才能为机芯提供所需的运行时间。钟楼顶部安放着以敲击报时的大钟。悬挂在麻绳上的沉重重锤是其动力来源,人们经常把它们绞到顶端,随后在重力作用下沿钟楼缓缓松放下来。钟楼越高,钟的运行时间就越长。葡萄牙语中表示给钟上弦的说法“dar corda”(字面意思是“放绳”),大概就是从那个年代流传至今的。它们大多数根本没有表盘,被称为“鸣时钟”,因为它们只通过钟声来报时。由于所用材料(铁和木材)很快就会磨损或生锈,这些钟并不十分精确,需要借助日晷或漏壶来校准;但正是这些机器,开启了人类追寻计时的漫长而尚未完结的旅程。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钟经历了多次改进,从在制造中采用新材料,到更换其振荡器,都对其性能产生了影响。
起源
13世纪,第一批能够自动敲响塔楼大钟的钟出现了,取代了原本负责这项工作的修士。起初,由于它们还不够精确,在校准时仍无法完全摆脱白天借助日晷、夜间和阳光不足时借助漏壶的帮助。
起初只鸣不显
这些最早的钟大多还有一个特点:尚不显示时间,只是鸣响报时(鸣时钟)。在大多数人不识字的年代,报时是通过钟声来完成的。直到后来,才出现了第一批表盘,而且通常只有一根指针。第二根指针(分针)直到17世纪末才开始出现。
迅速发展
这些钟逐渐获得了多项革新。最初用于制造的材料(铁和木材)逐步被其他材料(青铜和黄铜)取代,后者不像前者那样容易腐朽或生锈,使钟更加耐用、坚固和精确。另一项值得一提的革新,是用摆锤振荡器取代“Foliot”(横杆摆)。这种新的振荡器由Galileo Galilei构想,并于17世纪由Christiaan Huygens和Salomon Coster加以改造应用,为这些钟的运行带来了显著的精度。与旧式“foliot”振荡器不同,摆锤受重力牵引,具有回归“死点”的特性,这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革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钟很快发展到装配自动机械人偶。这种精湛技艺的展示,无论当时还是今天,都令人叹为观止,至今仍吸引人们专程前来,只为观看它们运转。
借助这些机械迈出的掌控时间的最初步伐,甚至帮助欧洲在世界其他地区面前确立了技术上的地位。
没过多久,人们便认为效仿教会的做法大有裨益,于是出现了公共钟或社区钟。它们通过钟声的“鸣响”,为规范城市生活作出了宝贵贡献。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深刻塑造了社会行为规范,这在一些人中引起了不满;但它也是骄傲和威望的象征,吸引外地人前来观赏其运转。
14至17世纪间,这类机械在整个欧洲被普遍安装。它们对规范社会生活十分重要,也是骄傲乃至身份地位的象征。起初并非人人都能负担其购置和维护,但这些迷人的机器逐渐在各个城镇村落中普及开来。
工作原理简介
这些装置首先有一个基础框架,由四根立柱组成,立柱之间以横梁相连,并用铁楔(后来改为螺丝)固定;在这些立柱的两侧装有垂直夹板,固定于上下横梁之上,走时轮系和报时轮系的轮轴分别嵌装其中,鼓轮(滚筒)的轴也装在这里。鼓轮上缠绕着麻绳,吊挂着两块沉重的石质重锤(后来改为铅或铁),这些重锤构成了整个系统的动力来源。
其中一个鼓轮通过一组减速齿轮传递能量,逐步降低力量并将其传到擒纵机构。擒纵机构再把来自鼓轮的能量逐步释放给振荡器。正是在这一刻,产生了我们能够听到的那种规律而恒定的嘀嗒声,使钟得以规律地运行。
与此同时,另一个滚筒以同样方式,通过另一组减速齿轮传递能量,但这一次是传到报时的“制动器”。它只允许这股能量在与走时机构(见上一段)协调一致时、并且仅在所需的精确时刻释放,从而产生标志每个整点到来的钟声。
葡萄牙的时间
1377年,葡萄牙的第一座钟安装在里斯本主教座堂(Sé)。这座钟由国王费尔南多(D. Fernando)下令安装,没有表盘,通过钟声报时。直到菲利普三世在位期间的1628年,才下令为其加装表盘。已知其制造者是“Mestre João”(法国人)。这座钟需要一名钟表匠来维护、校准、上弦,并完成其他工作,其中包括用橄榄油调养(润滑)。葡萄牙最后安装的一座机械塔钟,据信是20世纪下半叶安装在塞亚(Seia)仁慈堂教堂的那一座,由Manuel de Sousa Manteigas在佩纳马科尔的阿尔代亚杜比斯波(Aldeia do Bispo)制造。
人们认为,方济各会修士Frei João da Comenda是1478年第一位在我国设计制造钟的葡萄牙钟表匠。据说他以奥尔任斯修道院(维塞乌)为基地,制造了十二座塔钟,分布在埃武拉、塞图巴尔、塞尔帕等多座城市。由此,葡萄牙制造的最古老的钟可追溯到15世纪。
那时,时间是公共的,由修道院以及市镇的塔楼向全体民众提供(公共时间)。在奥尔任斯修道院和瓦拉托茹修道院,至今仍保存着他十二座钟中的两座。这一时期,还可以找到关于阿伦克尔地区一位名叫Frei João da Montanha的钟表匠的记载。
值得一提的或许是1628年安装的一座每刻钟鸣钟一次的钟,它由“赤足加尔默罗会士”Frei Francisco de Jesus制造。这座钟最初安装在布萨库修道院,由于每十五分钟鸣钟一次,据说引起了中央当局的注意,并被运往首都。
由于当时还没有在钟上署上制造者姓名的习惯,因此无论是了解每座钟的制造者,还是了解当时葡萄牙钟表匠的全貌,都有一定困难。尽管如此,仍能找到关于吉马良斯的钟表匠Pablo Gomes,以及16世纪末布拉加的钟表匠Fernão Gonçalves的记载。
在若昂五世在位期间,采用新材料制造、配备摆锤振荡器的新式钟开始逐步取代旧式铁制机器——之所以称为铁制机器,是因为它们由铁和木材制成。
20世纪大型塔钟制造领域的重要名号,是分别位于纳扎雷和阿尔马达的Cardina和Cousinha两家公司。
它们或许是这一全部遗产的继承者,但最终也许成了电气化的“牺牲品”,也成了一个或许有些沉迷于这一新事物、又有些遗忘了此前一直计量时间的珍贵机械装置的国家的“牺牲品”。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Boa Reguladora”。它虽然并不从事本文所讨论的大型钟表制作,却为葡萄牙钟表史作出了重要贡献——自1895年起,从新法马利康(Vila Nova de Famalicão)出发,一直延续至今。几乎没有人家里不曾有过这个品牌的挂钟或闹钟。
电气化/反思
有谁能想象“大本钟”用的是电子钟而不是原来的那座钟吗?
有趣的是,几乎就在人类远离自然节律的同时,电动机器也大量涌现,或许带着几分忘恩负义,取代了那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铁制机器。与一些努力保护其古老塔钟的国家不同,在我们这里,仍以自己古老的计时器为荣的地方已为数不多。更便利、更少维护、或许也更低的成本,使我国许多地方塔楼中的机械珍品被这些电子钟所取代。就连本可作为榜样和参照的公共利益建筑和国家古迹,也更换了它们的机械钟。这是一份流传至今的永恒遗产,而我们或许正在把它稍稍搁置一旁。
公共时间已成往事。时间不再被共享。我们生活在个人手表冷酷精确的支配之下,与这里描绘的年代截然相反。在今天的喧嚣与噪音中,我们几乎听不见城镇塔楼上的钟声。它们或许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们是我们继承的遗产,可能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力,并为钟表匠以及向有兴趣欣赏其运转的游客进行讲解的导游提供工作保障。
帕尔梅拉城堡圣地亚哥教堂的钟
在帕尔梅拉,正如幸运地在其他一些地方一样,人们对铁制钟表遗产的修复与保护表现出了敏感与投入。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机械钟同样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需要保护并留给后代的重要遗产。

这座钟标注年份为1752年,制造于比利时列日(Henry Rossius工坊),安装在帕尔梅拉城堡圣地亚哥教堂的钟楼中。其计数轮——负责决定各整点钟声的敲击次数——上刻有“Henri Rossius A Liége 1752”字样,指向一座在比利时享有广泛认可的优质钟表制作传统的城市,同时也标明了其制造年份。在走时机构的夹板上,可以看到两块固定的铭牌,证明这座钟曾经过两次几乎可以肯定是较大规模的修理。

第一次修理是在1907年,由一位在里斯本工作的德国钟表匠Oscar Knoblick完成;第二次是在1997年,由布拉加的Serafim da Silva Jerónimo公司完成。在此之前沉寂多年的钟声,在市政当局于1996年下令修复之后,终于再次响起。
站在钟前,我们会被其保养良好、保存完好的青铜部件的光泽所“催眠”。青铜主要用于构成两组轮系的齿轮,这两组轮系由各自独立的动力源驱动:两个鼓轮,各带一个重锤,以及一根沿钟楼下降的钢缆。左侧的一组轮系负责走时,末端连接一个巨大的摆锤,其作用是调节钟的运行。右侧的另一组轮系负责整点报时,末端连接一个风扇(也称蝶形风扇,即动态制动器),其作用是降低并调节钟声敲击的速度。
这两套机构看似各自独立,实际上相互联动:只有当左侧的走时机构到达整点的那一刻,右侧的报时机构才会启动。这一切已经持续了250多年,其严谨与精确令人赞叹。
在钟楼朝北的外墙上,有一个漂亮的瓷砖(azulejo)表盘,只有一根指针。虽然它不显示分钟,但或许仍不妨碍我们判断大致的分钟。如果指针位于10点和11点的正中间,即使没有分针,我们也能轻松判断出是10点30分。如果指针位于10点到11点之间四分之一的位置,道理也一样。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教堂南侧外墙上的一座日晷(垂直日晷)。它想必曾为敲钟修士提供帮助——如前所述,他的职责是在一天中的特定时刻敲钟,向帕尔梅拉的民众宣告仪式或其他事项。

安装后没过几年,这座钟便经受住了1755年的大地震;自1834年城堡转归军方管理后,人们对这份遗产的兴趣也随之减弱。尽管如此,这座钟仍熬过了这些年月,如今似乎终于赐予我们一种特权:通过观察它的摆锤,以及每个整点启动、负责敲响钟声的那套坚固而响亮的机构,去静观时间缓缓流逝。
帕尔梅拉市政府提供预约制导览,带领游客参观城堡内圣地亚哥教堂的塔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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